80岁的他，是画家，也是作家。有文学创作冲动的时候，他就到书房去写；有了用绘画表达的欲望，他就走进画室。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甜蜜而幸福的往返――绘画更私人化，是一种个人的心灵感受，一种排遣，一种抒发；文学更多承担了对生活的思考、对社会的责任。
前些日子，冯骥才刚过完80岁生日。他觉得，人的一生就像一条大河，有时候在中流击水，有时候还“兴风作浪”，但过了80岁，人就开始往下沉，静水深流，沉静下来。这种沉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个好处，让他能渐渐想起过往的生活，“远去的东西回返过来，就多了点人生况味”。
80岁生日前夕，冯骥才的中短篇小说集《多瑙河峡谷》和随笔集《画室一洞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算是他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两本新书，一本讲书房，一本讲画室。写书和画画，恰好是冯骥才的两样“老本行”。冯骥才家中的书房和画室，是在一个廊子的两头。有文学创作冲动的时候，他就到书房去写；有了用绘画表达的欲望，他就走进画室，“这是一个甜蜜的往返，很幸福”。
很多人不知道，冯骥才的文艺之路是从作画开始的。每逢人生的重要日子，冯骥才都有作画的习惯。50岁的时候，他画了一大片树，已经入秋，但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当时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60岁的时候，他画了一幅《豪情依旧》，一只船在大江中扬帆，“当时我开始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需要这么一股力量”；今年80岁，画什么，他还在想。
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冯骥才也会画画，和妻子一起画一对小鸟。这个“传统”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一起画了一对在风雪中的小鸟。后来，风景不断变化，但两只鸟一直都在。
冯骥才的母亲是山东济宁人，那个地方的特点是“又文又武”。文，是孔子和孟子的故乡；武，有水泊梁山，是当年武松鲁智深们活跃的地方。他的父亲是宁波人，唐代以来，整个家族世代都是文人。山东人的阳刚，浙江人的细腻，两种文化对他都有影响。
50岁的时候，冯骥才到宁波办过一个画展，他第一次卖画就是在宁波。“当时没有钱修缮贺知章的祠堂，我在画展里选了5幅自己最喜欢的画卖了捐了款。”如今，祠堂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这样的事情，冯骥才做了很多，“我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功利，只是出于热爱”。
后来，冯骥才又多次卖画筹款。“卖画救不了民间文化。那么大一个中国，那么多文化遗产，凭我卖画的那些钱能起什么作用？可能也有点作用，就是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当时卖完画，冯骥才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后来他说，“我把我的心交给大地了”。
对冯骥才而言，绘画更私人化，是一种个人的心灵感受，一种排遣，一种抒发；而文学更多承担了对生活的思考、对社会的责任。
20世纪70年代，冯骥才开始写作，1977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当时，他住在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中有一张桌子，全家人都在那桌上吃饭，吃完收走，他才能在上面写作画画。冯骥才用一些木条做了一个书架，把书都立在架子上。他有一张照片，穿了一件很旧的衣服，胳膊肘还打了一个补丁，身后全是书，就是站在那个书架前拍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生活慢慢改善，他才有了书房。
有人认定作家的书房一定是满屋子的书，整整齐齐像图书馆一样。实际上，冯骥才的书房是杂乱的，书和艺术品完全混在一起。别人帮他收拾房子，他要求一张纸都不能动，“我知道我需要的那张纸能在哪一堆里找到”。
“作家的书房是作家最不设防的地方，因为你的一切想象、思想在书房里都是赤裸裸的，都要真诚地表达出来，读者不需要看一个虚假的字。”冯骥才说。
从写作的意义上，冯骥才曾和文学阔别20年，“但是我不会离开文学”。在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他经常会有文学创作的冲动。文学想象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大地上奔跑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坐在汽车里，听着音乐，好几个小时，文学想象就忽然出来了”。
有人问他，有什么写作计划？冯骥才回答，没什么计划，“写作是一种快乐的创造，过去几十年生活的积累太多了，我止不住地一篇一篇地写”。
《多瑙河峡谷》中的五篇小说，在真切的现实中引入了梦幻、奇幻、奇遇等元素，亦真亦幻，是他之前没有过的风格。冯骥才说，对文学的热情是天性，搞文学的人，当对生活有热情的时候，必须要用文字来表达。
冯骥才坚持要把文学写成艺术品，所谓艺术品，就是要有审美价值。他还坚持小说家的语言――不管写的时候多么激情澎湃，小说的语言最终应该是精当的。“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先成熟的是诗，然后是散文，而诗歌给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语言。写《俗世奇人》的时候，我写得很快，但改的遍数很多，语言不行，我不敢放手。”
冯骥才说：“现在我和以前有一点不同，以前更希望和读者一块儿认识生活，现在我觉得文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留下审美的形象和对时代的思考。一个好的艺术家要影响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别是审美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