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傅逸尘，本名傅强，1983年8月生于辽宁鞍山，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文艺学硕士；现为《解放军报》文艺评论版主编，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著有理论专著《英雄话语的涅槃》、评论集《重建英雄叙事》《叙事的嬗变》《文学场：反诘与叩问——新笔记体批评》、长篇纪实文学《远航记》、绘本《最美妙的声音》等多种，编著有《“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以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
“笔墨当随时代”是清初石涛一段普通画跋中的话，二百余年后却成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家奉为圭臬的一种艺术观，以及倡导艺术创新的至理名言。然而，笔墨如何随时代，随什么样的时代？这“笔墨”是指狭义的中国画技法与形式，还是泛指中国画的精神与内涵？不同的解读使得中国画的面貌与走向居然大相径庭。我这里当然不是要谈中国画，而是想把石涛的绘画观念移植到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来。
文学与时代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但文学与时代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文学既有可能与时代同步，也可能走在时代的前面，还有可能是落后甚至于悖谬。文学有先进与堕落之分，时代亦有光明与黑暗之别，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不能把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简单地理解为“跟随”时代，有效地介入时代、表现时代以至于引领时代或许才更接近石涛之本义。因此，文学批评在面对文学与时代的时候，既不能脱离文学而在时代精神上凌空蹈虚，亦不能够囿于文学而置时代精神于不顾，文学批评的艰难与复杂状态由此而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我的感觉却是食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而不化，导致与文学创作严重错位。换言之，没有真正有效地参与到中国文学创作的进程中来。我理解的文学批评是独立于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一种更富于文学本体意味的文体，它的位置是在文学创作的最前沿，它的价值在于直接参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潮的进程，当然，它会给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提供最具现实意义的依据与互动的动力。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所达到的高度是不容质疑的，但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的“生搬硬套”，却让近20余年的中国文学创作没能真正吸收它的非凡成果，不仅仅是水土不服，甚至是水火不融。这样讲并不是排斥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4年与批评方法的研究与借鉴，而是说，生搬硬套的结果只能使当代文学批评界在缺乏作家关注、没有读者参与的情况下自我狂欢或自娱自乐。亦可谓，批评未随时代。
石涛的另一句话是“夫画者，从于心也”，就是说，思想、精神和情感才是最重要的。文学批评置作家鲜活的创作与时代的发展于不顾，而是囿于学术体制与学术规范，或沉浸在某一套理论批评体系与话语中不能自拔，这样的批评如何称得上“随时代”？比如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在2009年第一期的《收获》上连载，至今已三年有余，并未见有太多批评关注。当然可能与神龙见首不见尾有一定因素，但完整的长篇大论可以没有，随笔呢，某一方面的感想啊什么的还是应该有的吧。批评家，除了能够在自己的某一套理论批评体系与话语中自说自话外，对这样一部小说无动于衷，一方面说明中国的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对文学的感受力，另一方面也不具备引领文学与时代精神的气质与气象。有作家自谦说自己是码字的，码的是创作方面的字；这样的批评家能否说是码批评方面的字？三年前，我在那一期的杂志上随手写下这样的感想：“这小说写得太地道了，叙述语言、写景状物、人物描写、风俗、俚语等诸多方面都尽得中国古典文学之精神，尤其是人物刻划更见文学功力，只用人物寥寥数语，音容笑貌已现。我觉得，中国近百年之小说达到如此功力者鲜矣。”终于，前不久看到《南方文坛》2013年2期上，周立民在一篇对话中提及此小说，观点与我不谋而同。这里不仅可以窥见文学批评家的艺术敏感与鉴赏力，也体现了文学批评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在与创作的互动中建构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的理想与精神。
哈罗德·布鲁姆说，“想象性的文学处于真理和意义之间”，这就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我所谓“文学批评当随时代”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引领作家与文学，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时代精神的建构，要用自己的道德理想影响作家、读者，进而影响时代发展的走向。文学批评不能够与所处的时代相融合，不能够用自己的思想与精神参与时代精神与理想的建构，这样的文学批评肯定不是好的文学批评，遑论伟大的文学批评。莫言已经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讲，这都表征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成就与高度。可是批评呢？苛刻一点说，恐怕连与世界对话的资格都还不具备。学问可以教书，但很难批评，因为批评必须要“从于心也”。
2013年5月13日下午两点半，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的“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如期在京召开。而恰在北京的我却缺席了。
虽然近年以来，我经常蛰伏江西老家山中小院，一为享受青山绿水甜空气，二也是有意躲避开会，淡出江湖。但这个会不一样，它研讨的对象是六个80后批评家，其中最年轻者就是我的学生傅逸尘。所以，当4月中旬作协创研部岳雯通知我时，我虽初患小恙入住在301医院，却还是爽快地一口答应了。原以为还有一个月疗程，当无问题。孰料因最后一次复查结果延宕了时间，不胜其憾。
因此我就特别关心有关会议的报道，并先后读到了《文艺报》的综述《青年批评家在成长》（2013.5.20）、《中国艺术报》金涛的《80后批评家，他们为何姗姗来迟？》（2013.6.7），捕捉到了会议上的诸多信息，获益匪浅。但其中最受用的是这么几句话——“前辈批评家在惊讶之余，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学识广博，感觉敏锐，接轨传统，打通经典，理论视野开阔，善于在务实中求新，相比前几代批评家，多了‘后’知识，富于潜力……”（见金涛文）
说的是何等的好啊！我深表认同，而且我还从字里行间读出了别的意思，脑海里穿越出了有关傅逸尘的两段往事，虽无关学养，但有关修养——
2012年春夏之交，总政艺术局和解放军出版社在广东汕尾遮浪岛边防某连举办全军长篇小说创作笔会，傅逸尘应邀与会，我前往授课，相会于遮浪岛。笔会结束前夜，笔会成员要与驻岛官兵举行一场联欢晚会。驻军领导为了向笔会作家、总政机关领导展示汇报基层文化活动成果，不仅让连队复排了全军获奖的拿手好戏，还特邀了曾在此代职锻炼过的几位专业演员回“娘家”来“助演”，无形中既大大提升了观众们对晚会的期望值，也给了“客队”——作家班一个巨大压力。部队里干个啥都好讲究个胜负输赢，不争出个你高我低就不算完。明知不敌，也要“亮剑”！何况来自全军的作家，个个都是人精，其中又有几个集编、创、演于一身的曲艺演员堪称撒手锏，焉能轻易认输？果然，大幕一开，好戏连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三五个回合下来，我方（无形中我已自觉加入“作家班”啦啦队）竟扛住了，不处下风，特别是两位曲艺家新编相声“遮浪岛的浪”，把驻岛官兵的真人真事都巧妙嵌入，不停地爆得大彩，显然把对方派出的第一员大将——某歌手的风光压了一头。气氛渐趋火爆，竞争更加激烈。我正担心，撒手锏之后还有啥呢？傅逸尘上场了。
实话说，刚开始我有点蒙，我怀疑自己看错了，这是傅逸尘吗？但见他着装休闲，风流倜傥，斜挎一把吉他，“胜似闲庭信步”踱到舞台中央站定，真是玉树临风，而又泰然自若。傅逸尘这家伙会这一手？我怎么从未听说啊？他不是来搞怪的吧？我个人口味清淡，比较厌恶港台夸张、搞怪，以肉麻当有趣的无厘头风格。如果傅逸尘也来这一手，那可就把他翩翩美少年的形象毁于一旦了。我甚至低下头来有点不敢看了，寂静中但听他淡定地自报曲目《外面的世界》。随后是一串华丽的琶音，“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一个叮叮咚咚的前奏沉静而又活泼地在低沉的海浪伴送下飘然而至，场上哗地爆发出掌声。这时我举头望他，他倒似目中无人，坐着怀抱吉他，遥视黑暗中的远方，朴实自然而又老到深沉地开唱了，他的声音再次让我困惑，因为你第一次听一个人唱歌，总觉得和他说话判若两人。但是很快，傅逸尘以他有点怀旧、有点恍惚、有点不羁的演唱风格和晚会上其他人区别开了，第一段刚唱完，掌声、叫好声已连成一片……
我不免又陷入了“穿越”。忆及1968年秋，十四岁的我下放在一个离县城百里之遥的名叫若演的小山村，为了打发寂寞，找些乐趣，便悄悄学起了吹笛子，既无曲谱，更无名师，就从“5562，11642”开始，刻苦摸索，无师自通，到最后能勉强吹下来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到1970年冬，在背包上斜插一根笛子去当兵了。曾经多少个夜晚，收工归来，倚在房东大门的门框上，对着晒谷坪以及坪前的小河和河对岸黑黝黝的半个山村高奏一曲，“呕哑嘲哳难为听”，不知给多少不眠人带去了骚扰、慰藉还是愉悦？而今两相对照，无异于云泥之别……爆棚的欢声把我拉回晚会现场，只见傅逸尘起身鞠躬，又挥手致意，安排的和自发的俊男靓女们纷纷上台献花并与之合影。
嗣后在海滩消夜时我与傅逸尘碰瓶（啤酒）时连连表示：太精彩了！太意外了！傅逸尘却平静淡然道：“老爹（上了酒场他就不叫我老师了），这不算啥呀，我还会给你新的惊喜的！”
果不其然，今年春暮某日小聚，傅逸尘刚从福州参加《中篇小说选刊》研讨会归来，我问他有何趣闻，都见着谁了？他说见到南帆老师了。南帆听说我是你的研究生，很高兴，让我给你带好。哦，那是，我们老朋友了。我还跟他下了围棋。怎么样？我侥幸赢了。啊?!这可是一个具有相当杀伤力的爆炸性新闻！祝贺祝贺！为此，我和傅逸尘连干三杯。为了让傅逸尘和同志们知道此举之重大意义，我不得不长话短说地说起了南帆。
我自1970年入伍到福建，至1984年北上就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十四年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福建，文学创作也起步于福建，对福建文坛颇为稔熟。我自认为，福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诗歌和理论，前者有冰心、郭风、蔡其矫、舒婷等，后者则更有谢冕、张炯、孙绍振、刘再复、陈骏涛、何振邦、林心宅、陈晓明、谢有顺等，简直快顶得上当代文学理论界半壁江山了。而南帆又堪称其中的佼佼者。虽然算后生晚辈（仅年长于谢有顺），但不愧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胜就胜在比他人多一支笔，右手写理论，左手写散文，两手都很硬，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均获得鲁迅文学奖），不仅在闽籍学人中，即便放置于整个当代文坛观之，恐亦属个案，不得不叫人钦佩。此为主业。业余呢，他也有两把刷子，称雄评论界。一是乒乓球，二是围棋。正好此二物也是我的所爱，因此就有了故事。
先说乒乓球。多年以来，因参加中国作协各种评奖活动，就常与高洪波、陈建功、雷达、吴秉杰等文坛乒乓高手成了老球友、老对手。也久闻南帆球风稳健而凶悍，却一直无缘领教。但记忆中读到过他的一篇写打球的散文，其中说他少年时常在球馆中提拍四望，顾盼自雄的“霸气”给我印象颇深，故未曾交手就先怵了一层。结果2004年第六届茅盾文学评奖会上，我们遭遇了。我自认弱势，轻装上阵，却连下两城，按当日战例三局两胜制，我就二比零赢了！正要握手感谢南帆“承让”时，他不让了，说五局三胜！也许是赛制突变打破了我的心理防线，也许是两局下来南帆窥得了我的命门所在。随后三局我竟稀里糊涂败下阵来，痛失好局，饮恨至今哪！
再说围棋。中国文人历来讲究琴棋书画，琴者，早成绝响，就不提了。书画亦因多年不彰，近几年才略有回潮之势。只有围棋，乃因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聂旋风”劲吹，导致所有大学棋风甚炽，凡自认高智商者无不卷入，常在博弈中一展风采。此风波及文坛，但凡文友聚会，难免“手谈”几局，捉对厮杀，成一景观。时日一长，便有若干高手浮出水面，如小说家中的储福金、顾小虎等，棋力均在业余五段即近专业水准，而评论家中，则以南帆、陈福民等为著，传说中棋力不在业余三段以下。在我等80年代末、时年三十五岁开外方来学棋的臭棋篓子眼中，基本上将80年代初出道者视为“科班”或童子功，将三段者惊为天人。军旅文坛高人朱苏进鼎盛期号称三段，授我两子，还常常弄得我长吁短叹。就他，还输给南帆。由此可见，无论主业还是副业，谁要想在南帆那儿占得一点风头，都是大不易。孰料，此番傅逸尘以评论新人身份初到闽地，研讨文学之余，悄没声地打了一个客场，竟就把南帆给赢了，不啻一员无名白袍小将在人们不经意之中于百万军中取了上将首级！虽然时过境迁，今日文坛棋风淡然，但此事影响亦不可小觑，必将不胫而走，渐次传遍文坛棋界。至于吗？那是，别人不说我说呀。就在前不久的中国作协全委会上，我主动招呼：
“南帆兄别来无恙？听说前不久傅逸尘去福建跟你下围棋了,怎么样?”
“嘿嘿，我输了，不过，都有机会，差不多吧。”
“哦，那肯定是你大意了，下次再逮住傅逸尘别再让他了，哈哈……”
我们相视而笑，我心中的那份小快意，球友棋友们，你们懂。
那天小聚我和傅逸尘们以此话题佐酒，至少每人多喝了五杯。哈哈哈！
由一次缺席研讨会的遗憾引出了以上对傅逸尘关于吉他和围棋才艺展示的“穿越”，其中有赞叹、有惊喜、有羡慕——羡慕他们生在了一个好时代，从胎教到家教，从小、初、高到本、硕、博，一路连科，红旗捷报，风调雨顺，风生水起，只要是这棵菜，只要是这块料，你就恣意生长吧，扎根、发芽、抽条、开花吧，“梨花一枝春带雨”“春风杨柳万千条”，得天独厚，左右逢源，心想事成，梦想成真，无往而不胜。羡慕他们的同时，又对自己生出了几许遗憾，遗憾自己早生了三十年，由此我想起1986年上半年，王蒙先生到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讲课，首先夸奖了一通莫言的《红高粱》《爆炸》，然后感慨道：“我如果再年轻二十岁，我还可以跟莫言比试比试。”这里有称赞，有羡慕，但也有一份不甘和不服。我当然远没有王蒙先生的雄心和才华，我对80后们是服服的。也正因此，我觉得傅逸尘站得高、走得远、写得好是应当应分的,大家都有目共睹，我也无须饶舌了。只说说写作以外的两点“才艺”，让大家更全面地认识傅逸尘就OK啦！
“穿越”终了，反顾前文，却有点不好意思了，光顾给爱徒捧场，竟让南帆“躺枪”了。所以，这篇拉拉杂杂的穿越记还要“收官”在南帆处:
南帆兄，向前这边厢先赔不是了，为表歉意，提前给你预约，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我和傅逸尘师徒联手（我乒乓、他围棋）前来讨教，也给你一个左右开弓的双赢机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