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山（口述），谢江、祝占宗（整理）；李子健曾数次来包演出，在我市梨园界很有影响，故写此文以纪念。
张家口市自秦汉以来即属古上谷郡所辖。明嘉靖、万历年间，张家口的上堡、下堡相继建成。每年早春二月，从堡内交易中心绵延四方，车辆挂轻，毡篷林立，各类商滩鳞次栉比。大自骏马、骆驼、肥羊，菜牛；小至毡毯、兽皮、羽毛、锦帛、杯瓶、酒器，比比皆是。中原地区的足球游戏、杂技表演也不断传到边陲，所以张家口市就逐渐成为北方贸易中心与皮毛集散之地。随着商业与手工业越来越繁荣，戏剧业也出现了兴盛的景象。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张家口的。
我叫刘明山，艺名五月仙。原籍山西忻县忻口镇。父名刘法荣，艺名“云遮月”，是驰名北方的晋剧名艺人。光绪十八年曾被请到北京在“广德楼”演出，后被慈禧招进皇宫，打袍戏露了个“双官诰”，受到了“老佛爷”的赏识。她亲自赏了我父凤冠一顶、蟒袍一件，从此“云遮月”的艺名便名震京师。正当我父在梨园界大显身手之际，由于旧社会艺人收入菲薄，我家人口众多，负担日重，以致父亲忧劳成疾，不幸于1913年3月20日病逝于故乡，年仅四十四岁。因我父生前曾于光绪十七年来张家口大新院演过戏，当时的班主是山西蒲州人闹儿红。我父在大新院演出时曾与谢天宝（小常黑）配过戏，同时也结识了当时的四大花脸孟来黑、魏南黑、八百黑与武生王天恩（艺名“飞蛾”）等人。所以在我父临终之时，即嘱咐我母，他去世后，可让孩子们投奔张家口，托靠生前的朋友，在梨园界培养成人，以继其志。遵照先父的遗嘱，慈母的教导，我当时年仅十五岁，即与二弟刘宝山（艺名十二红）于1913年10月底来到张家口，先投奔小常黑谢天宝，住了小新园。不久又拜“飞蛾”王天恩为师，住了长胜班。当时李子健也住长胜班，从此我们便开始结为艺友。他当时年仅十九岁，比我大四岁，在张垣的梨园界已初露头角，每月拿五十五吊钱的工资，我那时才开始学徒，一年只赚十几吊钱。长胜班住在张家口的七里茶坊，班主王天恩，他原籍是山西蒲州人，早年唱武生，后因坏了嗓子，所以不唱戏了。但他武功甚强，翻跃如飞，所以群众便取其“飞恩”，“飞恩”的谐音起艺名为“飞蛾”。王天恩与我父在生前是拜把子磕头弟兄。旧社会的艺人们特别讲究哥儿们义气，所以王天恩师傅待我亲如父子。李子健原籍是山西祁县，据说他早年是山西祁县“十万班”里打出来的娃娃，所以有较深厚的功底。他本性常，艺名“多庆”，又名“二满庆”，工青衣。他哥哥名叫常新业，艺名“满庆”，亦工青衣。民国廿年在太原“山西大戏院”为受水灾难民搞救济演出时，我与“大满庆”同台合演过“金沙滩”，我装北国小云王，他装南海佛，在表演中创造了梅花调的唱腔，受到戏剧界的好评。
李子健，早年丧父，母寡居，常兴业和李子健都靠一个名叫“二忙”的领戏的，把他弟兄二人带来张家口。常兴业住少新院，班主是内蒙萨县人狮子黑张玉玺和延庆人十一红陈宝林。同班的演员还有玉娃娃（北京人，由京剧改唱山西梆子）、董玉山（山西忻县人）等人。李子健小名叫“独子”，据说原取“独占鳌头”之意。“二忙”比他大卅多岁，我们都叫“二大爷”，同年人称“二忙”为“二班主”。在长胜班与李子健齐名的，还有山西汾阳人二保红，山西忻县人青衣卢凤桐（艺名二毛旦），这三个人都是头等演员。二毛旦与我父在生前同拜过山西蒲州人孙竹庵（艺名一枝梅）为师，所以我叫一枝梅师大爷。二毛旦曾亲自给我传授过“三上轿”、“蜜蜂计”、“忠保国”、“牧羊圈”等传统别目。他的拿手戏是“三上轿”。以后嗓子虽然坏了，但作戏非常细腻，传戏带徒弟亦很认真，所以二毛旦也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李子健的拿手戏是“凤台关”、“英杰烈”、“百花点将”、“阴魂阵”、“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戏。他在表演中文武兼备，唱功作派均好，所以成名较早。此外他还掌握着许多颇有风趣的小戏，如“布换花”、“拾玉镯”（他装刘媒婆）、“王婆骂鸡”（装王婆），颇受听众欢迎。据说李子健的“王婆骂鸡”是从山西名艺人后在张家口市郊区许家庄落户的三圪旦口中学来的（三圪旦与我父同年），而水上漂（二明旦）的“骂鸡”又是李子健传授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彼此的师承关系。
当时的艺人入戏班，要具备“三本”、“六会”、“十二出”的本领。李子健因少年成名，在这些方面还比较欠缺。同龄人中有个名艺人叫苏大友，比李子健大两岁；其父名“十里忙”，是张家口市著名的老艺人。“十里忙”重视奖掖后辈，他经常给李子健说戏，再加上子健虚心好学，所以他的艺术水平提高很快。1914年10月我二人分手，他到了北京。
不久王天恩师付的长胜班即到各处演戏，如正月十六在宣化牌楼东的火神庙演出，二月十九在张家口南营坊路南的观音庙演出，四月初八在赐儿山，四月十八在营城子，四月廿八在堡子里奶奶庙演出，六月间在桥东的河神庙、深沟的马王庙演出，八月十五在圈里演出。有时还去万全的三里屯、洗马林，宣化的舌树营、大仓盖一带演出。
1919年我们长胜班又被请到宣化城内牌楼南的兴华茶园演出。为了扩大剧团的影响，我们又从北京把李子健请回，这时他已正式由姓常改为姓李。因为他到北京后又拜了河北梆子的名演员张二魁为师，在北京与河北梆子的名演员李翠芬配戏时，借剧传情，建立了爱情关系，不久便结为伉俪。李翠芬的父亲是北京市的著名珠宝玉器商人，家中拥有万贯之财，但膝上却无一子，于是李子健便在李家入赘为婿（俗名招女婿），正式将姓常改为姓李。李子健与李翠芬来了以后，住在宣化草市东的万和栈，当时他们已有了一个两岁多的男孩，乳名叫“福根儿”，长得天庭饱满，地阔方园，这个孩子就是后来驰名京剧界的四小名旦之一的李世芳。据说李世芳是他父母外出演出时，在内蒙萨拉齐城的炭市街诞生的。当时长胜班把李子健夫妇请来是付出很高的代价的。一个人一天给他们六块钱，还外加一块菜钱。如不演出，一天一人也供一元钱，一斤白面，另外还给他们专找了三间住房。当时我在长胜班已经开始负责。班中的主要演员有山西蒲州人玲玲生周福庆、小二保、十里香、玉娃娃，还有花脸阎天德（艺名大头黑）。戏院的代管院主是前清的一位武举，宣化人，姓王，人称弓箭王。“兴华茶园”原为旗人所盖，清亡后，便由弓箭王代管。我师傅王天恩与宣化火神庙的老和尚吴当家是好朋友，彼此交情甚厚，所以一写就是八台戏。宜化城内还有阳原、芋县、大同、祁太会馆，有万隆昌、积厚成、千和永、大兴号等钱铺，另外还有老爷庙、财神庙等，这些地方都来写戏，所以生意特别兴隆，五月十三我们还专门在宣化西街搭彩演戏。每天各商号均给戏班送“犒台物品”：一般都是一刀肉十斤，一包面五十斤，一捆干粉条，一坛子酒。演完戏廿人共排两桌席。有时掌柜子还给赏钱。有一次万隆昌赏了小二保五吊钱，其它人至少也赏一吊钱，戏班搞得特别兴盛。
过了春节，我记得李子健的岳父、岳母也从北京到宣化来看女儿和女婿。子健的岳父风雅端庄，谈吐不凡，大有富商之风，他岳母是旗人打扮，亦颇有风度。我们对他们都按贵宾招待。李子健与李翠芬当时颇有点革新思想，他们在宣化带头上台演新戏。我记得他们演过的新戏有反映义和团运动的“一元钱”、“锯碗钉”等，还有“黄大救主”、“探亲家”、“剖腹验花”等平反冤案的戏剧，李翠芬多演正面的旦角，李子健多演反面人物，夫妻二人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此时李子健的唱腔已改成了河北梆子的音调。我每天代表戏班请李翠芬的师傅张二魁和司鼓到宣化朝阳楼吃饭。三个人一顿饭花两三块钱，饭菜吃得相当可观。李子健夫妇在宣化演的新戏，一时震动了上谷古城，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此外他们在宣化也演过一些传统旧戏，如：“蜜蜂计”、“玉堂春”、“豆汁计”、“宋金兰”等等。
到了正月初八与二月十五左右，宣化城里的皮行、牙行、钱行都要互相请客。在这期间各家商号都要请客人点戏，最后由东家给赏钱。他们所点的戏大都是一些表示吉祥的传统剧目，如“满床笏”、“忠保国”等等。每天演戏时宣化镇守使唐庆林还要派军队和警察去给维持秩序。戏院要以烟茶、瓜子招待。唐庆林的司令部设在宣化城内牌楼东街。过了二月十五以后，我们的戏班又要到各县和乡镇去演出，李子健全家便回到北京，我们又二次分手。但思念之情，未尝一日忘怀。
直到1924年4月间，我在张家口演出时，李子健又从山西来到张家口，我们第三次又见面了。李子健来张以后，在大新院演出，他还带着著名旦角绥远人高根梅，艺名自来香。自来香的儿子名叫高年根，艺名小香香，是李子健的徒弟，他们都在大新院演出。他们主要演的戏是“拾玉镯”、“布换花”、“凤台关”、“英杰烈”、“百花点将”、“阴魂阵”等传统剧目。此时李子健的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独具一格的程度了。他一年净赚五百五十吊钱，我当时已成了长胜班的少老板，但一年赚的也才有三百廿吊钱：工资远没有他高。我在外台演出时，为了互相学习，他亲自看了我演的“芦花记”、“南天门”。在大讲门外路西的野台子上，我演完以后，他主动上台向我致贺，并赞扬我在表演艺术上的独特工夫。我们彼此的友情也日益深厚了。
1925年我与李子健又都到了宣化“兴华茶园”。他一天赚三块钱的工资，这时李世芳在北京已入戏校，和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袁世海等人一块学戏，在艺坛上已经初露头角了。我与李子健在宣化共演了一冬天，当时同台演出的著名演员还有盖天红（大名李景云）。他1913年从山西来张后，先在小新院演出，在“上天台”中扮刘秀，在“大报仇”中扮刘备，在“下河东”里扮赵匡胤，作派细腻，唱腔悲沉婉转，一台显红。盖天红比我大七岁，在山西人称“灌肠红”（注：另一名关胜，艺名亦称盖天红，其父是邯郸人，有功名，在山西做过官，关胜从小弃学从艺，与太平红同科。比李景云大廿三岁，是光绪年间的演员，这两个盖天红不可混淆）。另外还有张家口的老演员与四盏灯齐名的鸡毛丑。李子健在“兴华茶园”演了一个冬天，又给上谷古郡的梨园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过了二月，我们长胜班的演员又要出台演出，李子健再次回了北京。
1926年，军阀混战，正为民谚中所说：“军阀来，闹打仗，白脸下去黑脸唱”。我和李子健在北京与张家口都呆不下去了，于是我便和李子健的哥哥“大满庆”常兴业、马武黑（太谷人，赵科甲，是月亮黑的外甥）相商组成了一个班子，一块跑到了西包头。在前街南的“兴华茶院”演出。在包头演出时，我与李子健、水上漂曾演出过反串戏“辕门斩子”、“坐楼杀惜”，震动了全城。本来我们都是唱旦角的，可是在“斩子”中我装八王千岁，水上漂扮六郎，李子健装穆瓜。在“坐楼”中水上漂装阎婆惜，前场由我装宋江，杀惜一场由子健装宋江，很受群众欢迎。包头“兴华茶院”的院主名叫连应合，是山西忻县人，他以前在包头开布铺，后改行包了戏院。演出不久，因当时包头交通不便，民生凋敝，所以演到七月底便开不了帐了。
不得已我们八月底又到了归绥（即呼市），在“宴美院”演出。在这里包戏的是山西忻县忻口镇人王太和。我们在归绥演出时，为了做到阵容整齐，一台显红，便与张家口旧院的戏合了班。他们班中有鸿耀春、杨仲武、元元生、太平红、狮子黑、七百黑。但由于当时的绥远社会一片混乱，所以戏班四十多天未能演出，王太和给垫了一百多块钱，以维持大家生活，解决了燃眉之急。社会现实使有些人看到戏班里油水不大，两班一百多人，不久走得只剩下七十多人了。后来开台以后，因为演员中有李子健的哥哥大满庆、元元生、太平红，还有鸿耀春的女儿鸿宝珍、我弟刘玉山之师姐山西汾阳人小金香，所以生意尚称兴隆。但因当地杂牌军队很多，军纪很坏，大都是白看戏不花钱的。演到年底，没办法，只好向当地的忻县人开的买卖家借了一千块钱，给演员们散了资。
不得已，只好与常兴业去了包头，包头的粮行、钱行、茶行都是山西人，我与常兴业演出时互任主角，再加上山西商人的捧场，所以一下子在包头唱红了。那时在包头演出的还有北路梆子的演员花女子，她大名叫李桂林，是山西右玉人，从小父母双亡，被开剃头铺的哥哥李顺子卖给蒲州人三月旦的儿子福红当童养媳妇，以后三月旦把她带到左云城中的玄帝庙打成“把式”，和“金兰红”、“腊玲子”均参加了怀仁武继周的戏班，在丰镇演出成了名。所以她生、旦、净、末、丑样样都行，有一次演“忠保国”她本为旦角，却扮演了杨延昭，深受群众欢迎。所以当地老乡有句土语说：“福鱼儿会唱，拉犁儿会浪，不如花女子的戏囊（即多之意）”。此外还有王金凤、拉犁儿、金兰红、鱼儿生，我与他们互相切磋，彼此取长补短，学到了不少的技艺。
到了民国十八年，绥远省遭了旱灾，老天爷只打雷不下雨，赤地千里，寸草不生，老乡们卖儿卖女，四处流浪，哪有心思去看戏。我们不得已又回了山西。先在忻县演出，四月十八日又移到了原平县的大牛店镇演出。有一天晚上我正与月亮黑合演完“鸡架山”，回店里便遇到了李子健。他还带着一个演小戏的演员，名叫“二货”。我赶快让下边准备饭菜，席间二人共叙了别离之情。同时我又把他挽留下在此一块演出。以后戏班又转到原平、奇村、布乐等地去演。奇村有个大绅士叫邓汉成，曾在大同龚富魁手下当过军需官，在当地颇有势力。他出面包了我们的戏，在奇村共卖票七天，李子健只开客股，正、末两场由他演出，由于他的出场，票价大为提高，李子健在这里露了“九曲黄河阵”、“新安驿”、“凤台关”，一下轰动了忻州。演出一直延续到十月，他才离开忻县回到了老家山西祁县。
1934年，即民国廿三年，我在太原又与李子健见了面。当时由李子健、李翠芬、张玉玺和我二弟刘宝山，包了我的戏斑。那时班里的主要演员有宣化人假二保、黄金柱、十八红李松山等主角。每天演出的地点是太原市的“山西大戏院”。该院的经理是天津人姓杨。该院白天还代放哑声电影。以后我因为到集宁去接一个专演关公的名角盖连忠，便留在了集宁桥西二马路“福庆茶园”演出。当时在那里有名的演员很多，如腮儿红、平旺黑、新新血、虎头生、十七生、刀子红、肚剥羔、一条鱼等。戏团由当地人陶春元、武生张福连、赌头秃子根儿三人成班。我六天演了六个戏“二堂舍子”、“张公赶子”、“三娘教子”、“拾万金”、“斩判官”、“蝴蝶杯”。在集宁一下子唱红了。以后王太和（字茂三）又来了电报重新请我回绥远。他的戏班由我带到了包头，他在绥远又经管了京剧。
民国十四年李子健又从北京来了包头，我们又得以相会。他来后就住了我的班子。当时包头平康里有间窑子里的房租给了剧团，李子健就住在那里。李翠芬住在了天盛魁杂货铺。因为这个杂货铺是女掌柜当家，人称“乔老板”，此人风流倜傥，善于交际，原籍是山西人。她与李翠芬是磕头干姊妹。杂货铺专卖煤油、洋腊、汽灯。李翠芬住在那里非常方便。
当时在包头戏坛上红极一时的人物，是晋剧界的后起之秀、山西五台人王玉山，艺名水上漂，又叫二明旦。水上漂幼年时入崞县文友班主的戏班，拜正堂旦为师，以后成名。当时他年仅廿六岁，比子健小十五岁。山西老乡有句俗话说：“五台出了两件宝，一个是阎锡山，一个是水上漂。宁叫阎锡山不坐了，也不叫水上漂不唱了。”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之高由此可见。水上漂除了他的唱腔作派出众以外，还因为他用了一个高级琴师，给他拉胡胡的是忻县南关人，艺名“五魔”，老乡们说：“五魔的胡胡会说话”。五魔比我大四、五岁，可惜他艺虽高，却因大烟瘾沾身，损坏了健康，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水上漂还有个特点是虚心好学，善于取各家之长。古人云“海江百川，有容乃大”确实是至理名言。他不但虚心地向我学习青衣的表演艺术，还虚心向李子健学习刀马旦的技艺。李子健这次在包头亲口给水上漂传授了“石佛口”、“盗银壶”、“骂鸡”等等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剧目。这便使水上漂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民国廿四年四月在包头吕祖庙演戏，那时边陲闹市——包头，碧水涟漪，绿草如茵，大青山上已是春花怒放的季节，滔滔的黄河也泛起了春汛。在这鸟语花香的季节里，晋剧界的名伶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因此这次演出更给包头市增添了风光。打袍戏是李子健与水上漂合演的“百花公主”，前半部由水上漂演，后半部由李子健演。真是两峰对峙，各显风流。李子健来包还带来了许多新戏的本子，如：“一元钱”、“探亲家”、“黄犬救主”、“锯碗钉”、、“破腹验花”（肝花）等等，他的行动，给边陲草原之城，多少吹来一点戏剧的革新之风。我与李子健、水上漂还同台演过一出新戏“破腹验花”。子健扮审案官，我装姨姨家的女儿，水上漂装姑姑家的女儿，孟常荣装丑角，李殿甲扮小生。戏演得很叫座，喝彩之声不绝于耳。此时李世芳在北京已经登台表演，他经常从梅兰芳、马连良等大师们手中学到不少技艺，已经初步表现出“青出于蓝”的姿色了。李子健夫妇不久即返回北京，我们的剧团又开始跑外台，先后到磴口、安北，固阳等地演出。
民国廿五年，我又到包头住了前街侯如山、侯林山、侯俊山（李天顺胡子生的内弟，本包头人）三人合办的班子。班内的主要演员有李小霞，侯俊山之妻侯玉香，她是十里香的徒弟。以后侯俊山又把李子健请来，到班里给青年演员们说戏，有时他也示范性地搞点演出，多装小旦和生角。民国廿七年二月间，李子健又来了包头，与朔县人立眉红、其女五月梅及月亮黑、露水珠配过一段戏。不久即回到北京。这时李世芳已经名扬艺坛，成为大名鼎鼎的四小名旦之一了。李子健的岳父是家有万贯的富翁，所以李翠芬、李子健已经不再唱戏，只在家中坐享清福了。
1947年7月，我因领着女儿刘玉蝉到北京看病，就住在了北京辟材胡同李子健的家中，适逢子健外出，李翠芬热情地招待了我们父女。他家中有客厅，有伙房，还有三间住室，并雇有专车，一切生活事宜均由李翠芬的三叔代为掌管，当时李世芳已因为飞机失事而离开人间，所以我们不愿提起此事，怕引起李翠芬的伤心。我弟刘宝山在早年曾给李世芳买过一套衣服，李翠芬谈起此事，仍念念不忘。住了几天之后，翠芬为了对我们表示欢迎之意，专门设家宴招待了我和玉蝉。赴席的记得有宋德珠，生前给世芳拉过二胡的琴师，还有小蘑菇常宝堃。因为小蘑菇与李世芳是拜把子的磕头弟兄。这桌家宴比较丰盛。临别时她还送了我一把扇子，上面有李世芳的题诗，内容大意是“拜梅兰芳为师，成名得意”之义。可惜这样珍贵的遗物，已经失散了，思之令人内疚。
我回张以后，便从包头市鄂友三部队的剧团中把水上漂请来，在张家口市裕民大戏院演出。不久李子健又从北京来张，住在赵步桥家中。他经常来我家中吃饭，彼此感情更加亲密。李子健并以满腔的热情给我女儿刘玉蝉抄写、传授“打金枝”、“百花公主”等传统剧目之技艺，所以玉蝉的成长，老友李子健是花费了很多心血的。
赵步桥是山西徐沟人，先唱武生。他第一个女人白翠兰因病早逝，又娶了生角筱桂芳，后未与筱桂芳离婚，便以老乡名义和牛桂英挂上钩，以后结婚。所以赵步桥逐步发展成了梨园界的一霸（二次解放时被政府镇压）。在一九四七年到四八年中间，赵步桥通过李子健的关系曾把张君秋、袁世海、高玉倩等名演员请来张家口演出。李子健在赵步桥家中也亲自给牛桂英说过戏，在吐字发音传情达意方面，给牛桂英传授过不少独到的功夫，牛桂英唱腔圆润清晰的表演风格，这与李子健的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
以后我二弟刘宝山和水上漂、金铃黑等人，通过李子健的介绍，到北京吉祥大戏院演出，使山西梆子能在北京古城得以生根传播。
在1947年到48年期间，张家口市的戏剧界又通过李子健的引荐，把名演员喜彩莲、小蘑菇请到上堡的“中正堂”演出达一个多月，至今在山城人民的心目中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傅作义占领下的张家口，伪市长是秦丰川，他原名秦源，原籍是绥远丰镇人，早年毕业于宣化一中，后留学日本、德国。1949年1月随傅将军在北京起义，解放后任内蒙教育厅长、文史馆长。秦丰川在张家口市成立了一个西北戏剧学校，地点在张家口市中正堂内。他便请李子健来张出任该校校长，并兼中正堂经理。西北戏校的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当时在校任教的有南定银、田月楼、张少池等。学校的学员共有一百余人，他们由于经过了名师的指点，所以后来不少人都成了戏剧界的良才。如袁喜青（旦角，在涿鹿演出，去年死，党员）、王喜爱、钟桂枝、郭西元、何西柱、马西兰、米西志（其爱人为太原名演员郭美英）等等，都是西北戏校培养出来的名角。
1947年的腊月，李子健与赵步桥、牛桂英等人到了北京。1948年过了八月十五，赵步桥、牛桂英连日相邀李子健打牌、饮酒，因劳累过度，八月十七子健脑溢血突发，溘然长逝，享年五十五岁。子健逝世后，全赖李世芳的小兄弟们慷慨相助，妥善安葬。子健一生献身梨园事业，未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百花齐放的动人景象，实为憾事。遗孀李翠芬，解放后受到党和国家的多方照顾，一九五五年病逝。李世芳生前曾与京剧界的一名琴师姚玉芙的姑娘姚宝莲结婚。留有三个女儿，小女被李子健的女儿晋剧界的名演员李碧兰带到台湾。现大女在北京工作，二女儿在太原。总之，纵观李子健的一生可谓：“艺坛建树颇多，手栽桃李芬芳。”他对晋剧事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他远在台湾的门徒与后裔，应该不忘其师傅与祖辈的遗风，早日返回祖国，叶落归根，为新中国的戏剧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为国争光，也为李子健先生与李世芳先生争光！是为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