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小说语言中的幽默、讥诮、调侃，对应着的是他对人生、人性的深沉关切和忧患。正如在《猴儿与少年》中，施炳炎“为自己的人生新旅程剪了彩，鸣枪开赛”，在沉重的人生转折处，“顺与逆、晦气与侥幸、坚忍与豁达”全部山呼海啸、扑面而来，一个人要“立住、站稳”不仅要靠强大的个人意志，更需要举重若轻的智识和自我开解。这就是王蒙选择的道路和语言，漫卷着难以插嘴的幽默和反讽，同时也洋溢着青春期式的热力和挥之不去的亮堂堂的氛围——这种氛围或可称为健康、爽朗的“少年气”。
王蒙的写作，一直在养护、挥洒着这种“少年气”。小说中王蒙借施炳炎之口讲述青春往事时用了一个词——“津津有味”，意即漫长岁月中无论到何年纪、与何等境遇遭逢、拥有何种心境，皆要活得“津津有味”。我想这也是王蒙小说的意趣所在，无论是早年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是后期的《活动变人形》，到如今的《猴儿与少年》，他要表达的生命情志和心灵归旨就是“津津有味”。所以，命运的跌宕、生死的别离、情爱的聚散，皆是人生的情味，如何咀嚼、如何反刍，怎样能落得“津津有味”，就是人生的修炼了。王蒙依旧在他的文字世界里热火朝天地劳动着，他热爱劳动，念念不忘土地、人事、岁月对于他的滋养。“常胜者常挫，常健者常恙”，这是青春万岁的回声，能拥有这样津津有味的青春岁月和鲐背之年，真是一件让猴儿和少年都羡慕的事啊。
——选自《在莫能与之争美的土地上获得安慰》，2021年9月24日《文汇报》
《江南役》的迷人之处，在于巧妙的情节设计、推进速度，以及悬念。最让我心动的，还是那种引而不发的情感。无恙，早已不在，又无处不在。这种隐忍的爱，从已经消失的人与事物中，不断被发掘和重现，构成活着的人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欲望和可能。很多转瞬即逝的时刻、抉择和冲突，连缀起小说叙事的情感主线。《江南役》把武侠小说、谍战小说、江湖传奇，写成了抒情长调，依旧是海飞式的叙事美学。在伦理层面，那些英雄热血、江湖侠义，还有儿女情长，不断接近生命的理想境界；在叙事层面，通过历史中的个人处境、一座城的命运，以及每个人的抉择在大时代中的复杂投影，重新建构故事与历史的审美纽带。
——选自《从〈江南役〉看海飞小说的历史虚构》，《南方文坛》2021年第6期
把工人群体呈现到文学舞台上，是作者阿莹一直以来的梦想。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代工人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勇于奉献，为共和国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但在文学艺术的舞台上，他们的形象相对较少。《长安》要做的，正是还原他们的血肉，让读者一同去体味他们沐浴过的建设热浪、经历过的前进磨难、获得过的成功喝彩。小说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故事的开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大幕启动的1978年，在我国现代工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写就一部壮丽的中国社会主义重工业的“创业史”。
在《长安》里，我们能看到深刻的时代烙印，看到作者对时代深入而又体贴的描摹。小说的基本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尤其是对历史的客观态度，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同时，作品中有诸多现代小说元素，特别
是人物心理的摹写，大大丰富了小说内涵。因此，《长安》的丰富性是多种元素合力构成的结果。它为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
《珠江潮》聚焦岭南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珠江两岸的社会图景，在世俗点滴中反映狮门几代人的精神品性、命运浮沉，以人物群像的书写方式为历史风云留下一部鲜活的文学注脚。小说里处处可见这种大历史大事件却从细微处、人情处着笔的游刃有余，沧桑历程是具体到每个人创造的，风云大事是一点点汇集的。近三十万字的篇幅里，以锦堂的人生历程串起珠江两岸百年间的风起云涌，描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风景，既有主干参天，更有枝叶纷繁。对本地方言进行的提炼，对民俗风情的深刻体察，对历史进程的透彻思考和对人性人情的独到发现，使得《珠江潮》在磅礴的人物命运下，徐徐展开一幅多彩的岭南市井烟火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