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音乐课的售价是多少钱，
一般的普通老师是200元/一小时，
名师是500~1000元/一小时，
据说朗朗从三岁半到九岁，
在学音乐上面的投资，
就高达三十九万元。
可有一个宗师级别的巨匠，
教别人音乐，
分文不取，
他就是刚刚去世的“中国笛王”，
陆春龄。
他的一生，
是鲜花铺就的一生，
曾8次接见他，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时，
特地听了他的音乐，
还与他握手，
甚至回国后，给他写贺信。
当然，见证陆老百年竹笛人生的，
还有那令人眼花的奖杯，
水晶的、铜的、瓷的，
中文的、英文的…
可这样的大师在谈到自己的艺术人生时，
也仅仅用“吹笛人”这三个朴素的字眼，
去概括自己“本该平凡”的一生。
你说，
要成为这样的大师，
得花多少学费呀，
得去拜怎样的名师呀，
没有人能想到，
一代笛王的启蒙老师，
只是一个皮匠。
1921年，
陆春龄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汽车司机家庭。
他的小名叫陆海根，
根在上海的意思。
家境贫寒的他，在7岁时，
听到了弄堂口摆摊修鞋的老皮匠，
在月光下吹起了笛子，
一下子就对丝竹入了迷。
而这老皮匠，
和瞎子阿炳很像，
不仅笛子吹得好，
琵琶、二胡、洞箫，样样都好，
还通晓音律。
皮匠和陆家几位叔伯一起抱了个团，
吹拉弹唱鼓捣出一支小乐队来。
贫困并不等于没有幸福。
在这住户多为贫苦人的旧式里弄，
“陋巷乐队”汇集了弹琵琶的，
吹笛子的，拉二胡的等，
江南丝竹所需要的各种人才。
陆春龄说：“小小一根竹笛，
清脆嘹亮，
喜怒哀乐都可以表达，
所以我从小喜欢。”
老皮匠不懂哆来咪发，
小海根就用工尺谱教他乐理，
上尺工凡六五乙，
高八度加个单人，
低音加一点……
老皮匠则教他调子，
小海根上手极快，
每天坚持练习，
一个小调二十来天就学会了。
从此，
小海根一根笛子拿在手里不离口。
自己的老阿奶时常叹道：
“一天到夜，
拿了根破“竹管筒”，
能当饭吃？
长大了哪能办噢？”
可她哪能想到，
孙子的“竹管筒”，
在解放后不仅让全家吃饱了饭，
还名扬了全中国，全世界。
上海人最早是通过收音机认识陆春龄的，
1930年，小海根入小学读书，
改了学名“春龄”。
同时，勤学苦练的他，
在13岁的时候得到广播电台演奏的机会，
一曲《虞舜熏风曲》，
随着电波传遍了大上海。
师父皮匠听到了他在电台里演奏，
开心得不得了。
可是陆春龄对皮匠的记忆，
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期，
就不幸终止了。
“日本人打进来，
他妻离子散，
辗转去了香港，
我再也没看到过他。”
之后陆春龄为了生计，
开过汽车，踏过三轮。
然而环境再苦，他也始终曲不离口。
有一次，
他到江南丝竹名家朱少梅家中聆教，
学至深夜无车，
只能步行两小时回家，
但他却甘之如饴。
“我本来应该念书的，
可是那个时候穷苦，
读书困难，
学费涨了一块钱，
家里实在付不起了，
只好退学。”
回忆起那段岁月，
他说自己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去上学！
在1959年的《解放日报》里，
一篇报道提到过他的遭遇：
“一九四五年深秋，黄浦江头。
疯狂的爵士乐声在美国军舰的码头上喧嚷。
一个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三轮车工人，
悲愤地望着两个醉熏熏的美国烂水手，
摇摇晃晃地穿过马路。
这两个美国鬼子没给车钱就走了。
这时三轮车夫——陆春龄空着肚子，
从车垫下摸出一支青笛来，
呜呜咽咽地吹开了，
笛声，凄凉悲伤。 ”
“我成天做苦力，
竟然养不起一家人的生活。
无奈之下，
只好一边当工人，
一边编曲子、写东西，
用笛子抒发感情，倾吐苦闷。”
好在，新中国成立了，
他的专长开始有了用武之地。
1955年的夏天，
陆春龄随着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尼，
在首都雅加达广场举行露天演出。
但他登台没多久，
意外就发生了。
二十来档节目，
陆春龄一个人就要演十几档，
就在吹到《小放牛》时，
砰砰，枪响了！
一时间，广场数十万人，
一哄而上，
冲破了舞台，四处逃跑。
为维持秩序，
警察不得不朝天鸣枪。
可陆春龄却纹丝不动，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继续吹奏，
神奇的是，刚才还一片混乱的场面，
开始安静了下来。
后来当地的报纸评论说：
“枪声不能维持秩序，
笛声征服了十万观众。”
也是因为这场演出，
陆春龄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忘我”
——无论在什么环境中，
脑子里不要杂七杂八，
看到什么大人物，怯场，怕，
这是不对的。
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吹笛子都要全身心忘我。
自己也要感动，
自己不感动，
叫人家怎么感动？
这个就是音乐的魔力。”
还记得幼年学艺时，
那个老皮匠师父就对他说：
“吹笛不许有一点油腔，
指法、气口、力度都要扣紧。”
这种对艺术的认真和执着，
陆春龄一刻也不敢忘。
就在前几年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时已九十高龄的“笛王”，
将一曲音乐演奏完毕时，
却为一点小小的不完美，
要求“再来一遍”。
凭着曼妙笛声，
，
出访过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可无论见过多大的场面，
困苦出身的他，
最想要的，
却是为平凡的劳动者演奏笛曲。
他先后去了十几个矿厂参加慰问演出，
在去安源煤矿时，
陆春龄已年届六旬了。
演出原来是安排在市里的大剧场，
但是，他偏偏要先下矿井，
谁劝都没有用。
他说：“我们来是为一线矿工演出的，
不是做做样子的。
矿工们日日夜夜开采煤矿，
为大家送来光明。
我们有危险，
他们就没有危险？”
他匍匐进入井道，
每到一个作业点，
就掏出笛子，
为矿工吹奏。
受矿洞的大小限制，
他不能站，不能坐，只能躺着吹笛。
后来他听说一位老矿工，
因为身体不适没下井时，
还拎起笛箱，找到老矿工，
为他一个人吹了七八首曲子。
1976年，
陆春龄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从此开始演出、教学，
渐渐地，
他的名字与“中国笛王”的美誉，
叠印在了一起。
有人对陆春龄说：
“您是中国笛子艺术的泰斗。”
他连忙摆手道：“不敢，不敢。”
有人劝他：
“你年纪大，名气大，好搭点架子了。”
他眼睛一睁，
说：“搭啥架子？我有一只架子，
是摆放各种笛子的。
我只晓得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架子，
不晓得陆春龄要有啥架子。”
还有人帮他出“点子”：
“你有干部医保，住到医院去，
保姆钞票也好省下来了。”
他急了：“我又没有毛病。
我不贪便宜，
不揩公家这个油，
才不去呢。”
从年轻时一直到登期颐之年，
出生于弄堂的他，
走得再远、名声再大、光环再盛，
也从未忘记自己是谁，
来自哪里。
对此，当有人上门求教时，
陆春龄从不收取分文！
“凡是一旦称王了，
就到了无上的地步，
也就很难再有长进。
我不要什么“笛王”的称号，
我就是一介吹笛人。”
如果说，
一本恭王府家史就是半部清史。
那么陆春龄的一生，
就是半部竹笛的当代史。
其实，早在搬着板凳，
坐在皮匠修鞋摊前听笛声的时候，
他就知道：
艺无止境，
把自己当成泥土，比任何渠道，
都更接近艺术的真谛。
来源：匠心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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