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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焕先生走了，走得很安详。他既是我的恩师，几十年如一日的关心，牵着我不断前行；又是我的父辈，从小到大对我爱护有加,教导我做人做事。对他的离世，我自有一种刻骨铭心之痛，不仅仅为自己，也为嘉善群众文化工作失去了一个标志性人物而格外难过。
2017年12月20日早晨七点许，我接到师母管玲缇的电话，她沉痛告诉我，老先生刚刚走了。虽然我早已预感到老人家的日子不会很长了，但听到这不幸消息，还是感到非常突然和悲伤。我和夫人顾不上吃早饭，马上开车赶到他已住了几年的嘉辰医院三楼病房。师母含泪对我们说，她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老人离世消息。除了他儿子外，我们是第一个赶到的“亲属”。确实，老夫妻俩一直把我当作他们的“儿子”，护工帮先生擦身换衣服，我摸摸先生的手还有点余热，含泪默默对他说：先生，您走得怎这么快呢？本来我今天要来看您的啊。我们一起料理了后事，上午把遗体送到殡仪馆，为先生开丧办事。
清明节前的一个上午，我和先生家属又一起去西门墓地祭拜，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三个多月，当我见到墓碑上他的照片，笑得是那样的开朗，仿佛又看到他的身影，勾起了我历历往事。
大手牵小手，拉我起步走
我和先生认识已在五十多年前，那时我在姚庄清凉小学读书。记得有一年春天，我参加了全县少儿故事比赛。几天比赛中，先生都在现场，坐在前面，认真地听同学们讲故事。大家对他很尊敬，都亲切地叫他“老何”（这个称呼沿续了几十年，凡熟悉他的人都敬称他为“老何”，我也如此，感到亲切，但心目中永远是恩师和父辈）。当时，他是文化馆长，在我心中“馆长”是很大的官，所以见到他就躲到一边。这天晚上，老何馆长来招待所看望我们。当知道我是姚庄清凉小学代表时，主动拉着我的手，鼓励我继续努力，讲故事，编故事。记得当年我编写的一只反映师生情深的小故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中播出，在学校影响很大。
由于种种原因，1968年3月我回乡，在姚庄公社胜丰大队务农。因农村生活不习惯，自己又不是块种田的料，精神不振，自觉前途迷茫。胜丰大队俱乐部当时有点名气，群文基础好，文化馆老师经常下乡来辅导。我由于会写写弄弄，也参加了俱乐部。记得有一年夏天下午，有人告诉我：今天晚上，文化馆馆长老何要来看我们活动。当时，我心里十分激动，已有几年不见了，不知他还认识我吗?吃过晚饭，我们俱乐部同志早早就集中在大队礼堂场上。由于当时交通原因，老何同县文化馆的王老师从枫泾走了六里路，天黑才到。当时老何穿一件米色真丝短袖衬衫，手拿一把折扇，一点没有“馆长”架子，一见面就认出我了。当晚看了我们排练的节目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强调自编自演节目，一定要办好农村俱乐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第二天临走时他鼓励我，参加俱乐部，要一专多能，成为多面手，要会写（文艺节目），会吹（乐器），会演出，要发挥自己原来特长，不断学习，好好做事。短短几句话，深深印在我脑子里，使我仿佛有了方向和力量。心想：您如是我的老师，经常来多好啊。
从这以后，我开始加强这方面学习，为俱乐部创作文艺节目，学会了吹笛子等，在俱乐部里发挥的作用也慢慢的大了。由于老何的关心，以后我参加县里创作培训等活动机会也多了，业务知识也不断提高。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夕，县里要搞俱乐部文艺调演，要我们参加一只表演唱节目，当时老何把创作任务落实给我，我压力很大。他帮我构思内容、搭框架，到最后修改唱词。经过一个月努力，《送井水》表演唱在县里演出得了奖，我心里特别高兴。从这以后，我有什么创作困难都主动去找他，他成了我真正的“老师”。我很珍惜他给我的每次机会，他也把我这个勤奋好学的回乡青年当作自己学生来教，二人之间的缘份由此产生。
1971年底，他要我去参加县故事创作培训班，当时我县故事活动全国有名。培训班上有故事大王吴锦明，出了名的还有袁雪金、沈永明等，我是个“小弟弟”。老何看到这情况，特别给我开了“小灶”，传授“秘方”。他说：“故事创作一定要先讲后写，讲写结合，要反映生活。”他帮我确定题材，搭架子，他说故事要有矛盾冲突才动听，语言生动才好听。在他的帮助下，我花了一个星期，如期创作完成故事《一根缆绳》，刊登在县《文艺宣传资料》上（1972年第14期），后来还创作了两首“革命歌曲”，也相继刊登了出来。从此，我的创作热情更高了。
1973年上半年，县里组织小戏创作培训，全县四位业余作者参加，我也名列其中。写小戏不同其他节目创作，要求高，除题材外，还有确定人物、场景、唱词等。大家十分用心，在老何指导下，各自动笔创作，经过一个星期日夜奋战，我创作的《风雪路上》也写出初稿，后来老何请来他的老友，大名鼎鼎的顾锡东来辅导我们，帮助修改提高。由于老何的关心，我的《风雪路上》几经修改、谱曲、排练，还参加了市里文艺调演。
岁月如歌，平淡如水，每每我想起这些，我对他感恩不尽，是他牵我手，走上了我热爱的人生之路。
他牵我的手，一路朝前走
由于我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取得了一点成绩，1973年9月21日，我被抽调到姚庄公社文化站，担任站长，成了一名群众文化专职干部。从此，同县文化馆、工作联系多了，特别同老何见面机会也多了（当时他仍是县文化馆馆长，后来调到县任副局长，分管群文工作）。当时，全公社有文艺特长的知识青年特别多，如何做好文化站工作，我感到力不从心，所以碰到困难，我经常去请教老何，每次他总是热情帮助指导。他说文艺知青是群文骨干力量，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他及县文化馆的老师帮助下，我们每个村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文化站先后组织了中心创作组，文艺小分队等群众文化队伍。各村文化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公社每年都组织文艺会演、歌咏比赛等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受到领导和群众好评。文化站连续几年被评为省、市、县先进集体。
各村群文活动虽然一时红火，但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坚持。老何提醒我，村里的工作上要以“以点带面”地抓，同时要加强阵地建设，积极配合中心工作。我按照他的要求，在公社领导重视下，各项工作都得到落实，文化站工作每年考核都名列全县前茅。文化站活动经费紧缺是个普遍现象，老何发现这一问题后，要求文化站开展“以文补文”活动，增加文化站活力。老何几次来姚庄公社找领导，为文化站开展补文活动提供方便。1981年下半年起，我在全县较早办起了塑料袋加工等补文业务。1984年下半年，在老何提议下，组织我们全县文化站长分别到上海青浦、江苏等地，参观学习文化站开展“以文补文”经验。回来后，老何要我在原来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在他和局主要领导帮助下，在公社领导支持下，我办起了音圈厂，招收了一百多名文艺青年进厂，白天生产，业余时间请老师开展文艺培训。经过几年努力，文化站自筹资金八万多元，把原来工业公司改为文化中心（文艺工厂），从此文化站有了自己“家”。
1988年6月，在老何推荐下，局领导研究决定调我到县文化馆工作，担任馆长。当时我有顾虑，一是身体手术后还没全部恢复，二是文化馆工作专业性强、要求高，搞不好，对不起组织和全馆同志。老何特地约我谈话，给我打气，帮我分析有利条件及面临困难，他说只要紧紧依靠全馆同志，发挥大家作用，坚持办馆方向，相信我会干好。老何当了几十年文化馆长，是有名的群文专家，我想有这样一位领导和老师支持，我也有决心把工作担当起来。我到文化馆工作以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阵地活动，扩大了文化馆影响，也提高了大家待遇。
作为当时的分管局长，老何对我工作十分支持。1995年秋，浙江艺术节全省新故事大会串在嘉善举行，由文化馆承办此项活动。经过预算还缺三千元经费。我拿了方案去向他汇报，他认真看了预算后说：这是全省大活动，要考虑方方面面开支，他预算一下，要我打一份五千元专项经费申请，有了他一句话，我心里踏实了。老何对我学习上也很关心，借给我许多各方面的书籍，鼓励我好好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我有幸两次参加全省文化馆改革座谈会，在文化厅进修班上，写出了《考评带来的思考》文章，1997年10月，作为文化进修班案例入编。
1990年7月，老何退休了。但他对文化馆工作还是十分支持，我也经常去他家看望他、请教他。1997年3月，我调到刚组建的县旅游局工作。第二年初，在第一届西塘风情游旅游节筹备工作中，领导要我负责方案总策划和起草全县十年旅游发展规划。我结合原来群文活动经验，多次请教老何如何组织民间文艺大会串，为旅游节制造氛围。经过近一个月努力，如期完成了任务。2001年1月，我又调到县博物馆工作。老何都一直很关心我，鼓励我。
老何的为人品格深深影响了我，，有一次单位“头头”叫他把查抄书画拿到馆场上烧掉，他在烧画时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把一部分有“价值”书画作品偷偷藏在文化馆老房子张家阁楼上，过了几年，他把上百幅书画作品全部交给单位，现成了嘉善博物馆“国宝”书画。还有一次，他花了三百元钱从一位老太太手中购了三幅古画，他知道这些画档次和价值，当时无人知晓，但他毫不犹豫全部交给单位。后来经鉴定，其中一幅明代沈士充山水画，成了馆里唯一的一件国家一级藏品。
老何对我工作很支持关心，鼓励我学习业务知识，却很少表扬我，也从不当面发脾气。但有次中午，我到他家去请教一个有关嘉善历史知识问题，他有点不耐烦，板着脸，对我说：这个问题说过了，书上都有，你还问？不好好查资料，不认真学习，怎增长知识？这时师母在旁感到不好意思，打圆场说：小朱已干得不错了，你还批评他！老人家一声不响去房间找资料给我，我很感动，因为他把我当他自家人才这样说我，从这以后我学习更自觉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2009年11月，我被评上了文博副研究馆员。
我牵他的手，陪他到最后
退休后，先生身体一直很好，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他在家练练毛笔字、看看书、出来走走。当我调到县博物馆工作后，他总是每星期一、二次来我办公室坐坐。先生做事认真是在文化系统出了名的，虽然退休了，凡是县里、局里有关会议、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从不迟到。他担任文化系统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近十年时间，待人真诚、办事认真，党性原则强，支部工作有声有色，为我们后辈做出了榜样。
先生对生活俭朴，没有什么要求。小东门房子只有六十多平方，由于十多年前建造，年久失修，电器老化，给两老生活带来许多不便，有时师母会打我电话，叫人帮助修理。有次中午，我去看望两位老人，对他们说：人家都在旧房改造、装修，改善生活，你们房子也得重新装修一下，我来请人帮您们实施？先生是位固执的人，一直不愿意麻烦别人，又是家里“权威”，经过我几次做他工作，这次他终于同意了。我马上组织人员，同他家人一起，突击装修。从管道到电器，从墙面到地板给予重新装修。我每天中午抽出时间总去一趟，看看“工程”进度和质量。设施改善了，算不上高档，但同原来相比，也是“鸟枪换炮了”。当两位老人重新住进“新家”，师母连声道谢，先生满意地笑笑。从他表情上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半个多月辛苦也感到值得。
2008年先生脑中风，从此身体逐年不好，行动也不便，出来时间少了，那时我总抽时间去看望他。2011年11月18日下午，全县十九位原文化站长，相聚一起为先生祝寿。大家回忆起四十年前在老馆长的教诲下，为我县群文事业努力工作的场景，其乐融融。2013年4月，为了方便生活，两位老人住进了老年公寓。
2013年4月，何老住进了老年公寓
2015年起先生身体越加不好，一直发热住院。为方便治疗，2016年4月家人为他在嘉辰医院三楼包了一只病房，并请了一位阿姨专职护理，这时先生下床基本上坐在椅子或轮椅上。他两个儿子和媳妇也很孝顺，一直来照顾，推轮椅外面走走，冬天晒晒太阳。我基本上每星期都去看望先生，陪他说说话，聊聊天，这也成了一种牵挂。有一次先生发热在人民医院，午后我去看望他，他正要上厕所大便，我帮护工阿姨把先生扶进卫生间，为让他舒服点，我让他把上半身趴在我身上，我静静站着扶住他，让他安心。
先生性格很坚强，长期卧床加上病痛，有时发热，他从不哼过一声，闭上眼睛静静躺着。由于先生免疫力下降，去年下半年一天，老人突然浑身皮肤出现红斑并起泡，可见病痛之极。为让他得到些安慰，我摸着他的手说：“痛，是吗？”先生已无力回答，只是闭上眼稍点了下头，我心里很难过，呆呆地看着他，无能为力。后来在他家人及医院尽力下，病情虽得到了控制，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先生一直忍着，也很少发脾气。但有天中午我去看望他，师母告诉我，老人不肯吃饭，要我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就坐在他身边问他，他板着脸对我说：就这几个菜，我不要吃。我知道意思，真是“老小孩”。在他耳边轻轻对他说：明天烧只鸽子要吃吗？他点点头，我立马行动，到菜市场买鸽子。中午菜场老鸽子已卖光（听说老鸽子鲜），我对摊主说一定要想办法买只老鸽子，她说家里还有，我就跟到她家买了一只带回家。这时已中午一点多，我还没吃中饭。鸽子虽小，烹饪讲究。由于老鸽子，再加上先生牙不好。第二天为赶上十点半老人吃中饭，我夫人六点半起床蒸鸽子，用温火足足蒸了三个半小时才入味。十点半我准时送到，打开盒子气味扑鼻，老人见状笑了，也开始吃饭了。以后我和夫人不定期烧点鸭子、泥鳅、鱼等。虽然量不多，他喜欢吃，也算礼轻情意重吧，也是我们小辈对他的一点“孝心”。
记得去年初一天，他躺在床上，我对他说：“老爷子，您现虽不能走路，不能去外面，等您毛病好了，我专门为您开车去外面看风景。”他点点头笑了。由于各种原因，老人一病不起，未了心愿，这也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缺憾。
先生走了，他留给后人的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想，先生对我的关心，从小处看，是对一个初出茅庐文艺青年的扶持，从大处讲，是对嘉善群文事业发展的全身心付出，受惠的不仅是我一个，在嘉善大地上，他用毕生的精力，培育了许多群文工作者。他的许多群文论文，不但是他学识体现，而且在一些研究领域也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先生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追悼会这一天，许多同他四十年前相处共事过的老人，他们清晨匆匆从乡下赶来，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哀乐声声，追思情深。当遗体推进火道口，我是最后送行人之一。我情不自禁含泪深深鞠了一躬，向先生作最后道别：“恩师一路走好，来生我还愿做您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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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嘉善文史》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