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颖的组合 多方的启示

一、 新颖的组合

自1979年《文汇报》载文讨论关于民族乐队问题至今已二十余年。在新世纪来临之际，这一问题仍牵动着每个有识之士的拳拳之心。

新年伊始，新年钟声刚刚敲过，由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组建的中国少年弓弦乐团、中国少年弹拨乐团在北京音乐厅向人们呈献的一台音乐会，以其形式新颖、音色独特且作品具有较高创作水准等特色，令人耳目一新！更给人以诸多的思索和启示。

弓弦乐团或弹拨乐团，是以弓弦类或弹拨类乐器为主，配以少量低音乐器和打击乐器的单一编制乐队，其规模介乎于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和小型室内乐队之间，故可称之为大型民族室内乐队。

音乐会上的曲目有两类，一类是对经典传统乐曲的改编，以新的多声手法诠释传统乐曲；另一类是新创作的乐曲。弓弦乐团演奏的合奏曲中，既有根据传统乐曲改编的《听松》（华彦钧曲，高为杰编配）、《悲歌》（刘天华曲，李黎夫编配）、《病中吟》（刘天华曲，吴厚元编配），又有新创作的作品《影调》（赵砚臣编曲，李黎夫编配）、《弦思》（崔权曲）。四十多人的弓弦乐团，其中高胡、二胡、中胡共30 人左右。庞大的弦乐群，经过多声部的配置，不仅民族弓弦乐本身原有的擅长演奏线性抒情旋律、音色纯净透明的特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音响层次更加丰富，更富于立体感。这种个性特色的群体化形式，所产生的是一种前所未闻的全新音色。改编后的弦乐合奏曲与原独奏曲相比，《听松》的跌宕起伏、豪迈奔放，《悲歌》《病中吟》的郁闷彷徨、如泣如诉，都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扣人心弦。《弦思》是一部新创作的作品，作曲家以“复风格”的手法，将《二泉映月》和《空山鸟语》的片段与自己的音乐语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纪念已故的阿炳、刘天华两位弦乐大师，意境深邃、耐人寻味，手法新颖、不落俗套。当然，其中打击乐是否用得过多、过重，弦乐是否还可以发挥得更加充分，都还可以再进一步斟酌。

弹拨乐团演奏的曲目有： 《玉堂春》序曲（吴厚元曲）、《无词歌》（朱琳曲）、《湘调》（杨青曲）、《柔板》（巴伯曲，高为杰编配）、《胡旋》（姚盛昌曲）、《和风颂》（高为杰曲），最后在掌声雷动、满堂喝彩之下又加演了《三六》《春天》和《拨弦波尔卡》。无论是以弹挑的颗粒状音型表现欢快、洒脱的趣味，还是以轮指、滚奏的颗粒性流动线条表现抒情、宽广的情怀，弹拨乐器的性能在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聆听这独具艺术魅力的特有音响，你会被这扑面而来的鲜活气息所陶醉，激动之情不能自已。弹拨乐合奏的形式虽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但具有六十余人的庞大规模、声部如此丰富齐备的阵容，中国少年弹拨乐团的问世当使人刮目相看。乐团在刘德海教授及其他作曲家们的精心培育下，弹拨乐合奏这一形式变得更加充实、完善，整体音响更为和谐、丰满。它既保持了多年来作为小型室内乐的弹拨乐合奏的精致与细腻，同时又兼有大型管弦乐队多声立体化的恢宏与交响。中国少年弹拨乐团的成功，把弹拨乐合奏这一艺术形式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二、 多方的启示

中国少年弓弦乐团和弹拨乐团组建初始，仅仅是为了给众多的学生提供合奏训练的机会，但无心栽柳柳成荫，经过两年多师生们的共同耕耘，如今已杨柳吐翠。面对着舞台上一张张稚嫩的笑脸，我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一新颖的组合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多方有益的启示。

第一，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音乐人才提供了新的课堂。长期以来，我们音乐院校器乐演奏专业的学生普遍存在着只重视独奏而轻视合奏、重奏的思想。徒不教，师之过，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的教育存在着种种弊病。重奏、合奏课程常常是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这就难怪我们的学生厚此薄彼。我们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演奏技巧，还要具备高度的默契和配合能力。这种能力的欠缺，直接影响到今后各民族管弦乐团的发展。同时，也严重影响着作为民族室内乐的各民间乐种的传承和发展。在我们大力提倡民族乐队模式多样化的今天，民间乐种的传承和发展不仅对于专业乐团责无旁贷，音乐院校的课堂也应该是重要的基地。单编大型民族室内乐队对于学生高度默契和配合能力的培养，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创作是民族器乐发展的先导和根本。弓弦乐团和弹拨乐团演出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作曲家，是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思维为这新的组合形式构筑了和谐的音响和全新的音色。音色作为音乐的要素之一，更是我们民族音乐重要的表现手段。如果说以西方古典交响乐队为模式组建的现代民族管弦乐队在努力追求音响的和谐统一时，有意无意地以牺牲民族器乐的个性音色为代价，那么，在这新的组合形式中，作曲家不仅使富有特性的音色得到了充分发挥，还刻意追求个性的群体化，开掘出全新的音色。作为新的组合形式，也为作曲家进一步开掘民族器乐丰富的音色之源提供了新的音响园地，也拓宽了作曲家的创作思路。实践再次证明，没有作曲家的积极参与，民族器乐永远摆脱不了自我封闭的落后状态。喋喋不休的怨天尤人无济于事，只有以创作领先、多出精品，民族器乐才能兴旺、发展。

第三，新的组合形式为乐器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虽然我国的民族乐器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但以它们组成的现代民族管弦乐队自产生之日起，音响不平衡、音色不协调的问题就极为突出、尖锐，乐器的音准、音域、音色及表现力等问题严重阻碍着合奏艺术的发展。民族管弦乐队要塑造和谐统一的整体音响，完善、科学的乐器是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组合形式的出新促进着乐器的改革。这次音乐会上出现的低音二胡、高音阮和低音阮，就是为这种新的组合形式而设计、制作的改革乐器。由此使我想到，过去我曾在一篇对台湾某国乐团的评论中认为，一流乐团的条件应包括创作、指挥、演奏和管理四个方面，鉴于现代民族管弦乐队正处于摸索、实验的初创阶段，而民族器乐合奏艺术发展的不景气，除创作问题之外，乐器改革工作的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觉得，对于民族乐团而言，一流的乐团还要包括乐器改革。

第四，丰富了民族器乐的演奏形式。关于民族乐队模式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现代民族管弦乐队这一演奏形式，是以西方古典交响乐队为模式而组建的。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西方古典交响乐队，以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模仿其编制以组建我国的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以表现英雄性、史诗性或哲理性的题材，自有其无可争辩的合理性，也是历史的必然。近五十年来，由于它的不断改进、完善，同时拥有了一大批具有传统风格和现代风格的优秀合奏作品，使其在现代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可以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不论其称谓如何。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选择，这一形式是不能否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那些批评意见置之不理，而只会陶醉在大乐队的种种成绩中沾沾自喜。在对大乐队的批评意见中，尽管不乏偏激之词，但其坚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批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合理内核是不容忽视的。偏激之词常常具有猛烈的冲击力。反对“大一统”，提倡多样化。近十几年来，上海音乐学院的女子丝弦五重奏，北京的“五朵金花”、华夏室内乐团、“华韵九芳”“卿梅静月”，珠海的女子室内中乐团相继问世。近日中国少年弓弦乐团和弹拨乐团的登场，又为这多元化的局面增光添彩。

弓弦乐作为一个独立品种化的室内乐形式，也并非始自今日。1985年，谭盾《为拉弦乐器作的组曲》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创作手法在音乐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或许由于创作手法过于“前卫”而过多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其演奏形式的出新反而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十多年后，弓弦乐作为独立的品种才引起作曲家们的兴趣，远比在50年代末问世的弹拨乐合奏形式（《南疆舞曲》，于庆祝作于1959年）迟到了二三十年。相信这种单一编制的组合形式，经过长期的积累，从创作、编制到乐器改革，都将对大乐队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

面对文化多元化的21 世纪，我们的民族器乐艺术也必将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繁荣景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少年弓弦乐团和弹拨乐团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器乐新世纪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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