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幸的人生，却各有各的不幸。”
在 1931 年 4 月 10 日晚上 8 点约许，在巴黎圣乔治剧院（St. George Theatre），发生了一起震惊整个法国的袭击案件。著名女演员盖特·迪弗洛斯（Huguette Duflos）在出演剧目《万事大吉》女主角，到达剧院之时，正要通过演员专用通道，在一旁等候多时的陌生女子突然上前问道：“您就是迪弗洛斯夫人吗？”以为只是接近偶像的谄媚之举的粉丝，盖特·迪弗洛斯在明确回答了她的问题正欲转身离开时，这位穿戴整洁，言谈平和的陌生女人突然神情大变，迅速从提包里抽出一把水果刀向她砍去。为了挡住这一击，迪弗洛斯赤手抓住刀刃，两根手指筋脉被割断。
这名袭击者被研究者称为“埃梅”（Aimée），而她的真名叫马格利特·庞泰恩（Marguerite Pantaine Anzieu）。
袭击发生后，马格利特被投进女子监狱，于同年6月送入圣安娜医院，被鉴定为“基于解释性妄想的系统性迫害狂，且伴有夸大狂倾向和色情狂气质”。在陷入妄想期间，马格利特反复宣称那个女明星与文坛一位男性作家共谋嘲笑她，威胁她及儿子的生命安全，指控其多部小说中影射她的私生活。并要求纠正公众对她的不良看法，影响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前程”；她甚至写信给英国的威尔士亲王，为自己所受的迫害鸣冤叫屈，请求亲王来解救她。
于圣安娜医院，当时正值准备博士论文的雅克·拉康（Jacques-Marie- mile Lacan）接手了对她的诊治。在1932 年 9 月，拉康的博士答辩论文《论妄想性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获得通过。而在论文中总33例妄想症临床研究素材中，埃梅的病例分析占据了大半篇幅，至此，一位将影响整个心理学世界的精神分析学家登场了。
如果我们想要研究妄想症及其拉康的精神分析，那么对拉康本人及其这个案例本身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关于这例病症分析，阅读拉康的博士论文，是合乎充分的，但今天，我们只将对其中几条关键线索梳理即可，而这种梳理，我们也可是站在前人对此论文的研究报告的基础之上。在这里，我们要展现的是：一条隐藏于林中的路。
在他的博士论文开篇即提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在引述他的《依几何次序所证伦理学》（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以下简称《伦理学》）时，使用了其“第三部分”的一个命题作为题记：“只要这一个个体的本质与那一个个体的本质不同，那么这一个个体的情感与那一个个体的情感便不相同。”而在其论文结尾，拉康又再次给出了这个命题的自我解释和评论。斯宾诺莎的原文为：
斯宾诺莎使用了两个词：discrepat（不一致）和differt（不同），而以往的法语译者与汉语译者一样，在翻译时用的是同一个词：différer，拉康为更准确地传达斯宾诺莎的原意，把第一个词改译为"discordance"（不一致、不协调）。于是，原文变为了：
“只要这一个个体的本质与那一个个体的本质不一致，那么这一个个体的情感与那一个个体的情感便不相同。”
拉康把“人格”理解为使主体适应社会环境的一种“精神综合”（psychic synthesis）能力，他认为，人格通常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生平经历”（biographical development），即主体对自身经历的反应方式；“自我观念”（self-concept），即主体把自身的形象导入意识的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的张力”（tension of social relations），即主体在他人那里留下印象的方式。
于是，回溯重建生平经历将成为人格分析的关键一步，那么，以下我就借用《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一书中对拉康重述马格利特生活史的引用：
马格利特·庞泰恩 1892 年出生于莫里亚克（Mauriac）的一个农民家庭，她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她其实是袭用了她最大的姐姐的名字，这个姐姐在埃梅出生前两年死于一次意外事故，所以埃梅出生后，她的父母把大女儿的名字给了她。（Engineer注：原始性创伤：父母强加的他者身份，姐姐身份的永恒存在，是一种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离解性剥夺）
马格利特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她的母亲有点神经过敏，自己内心的焦虑常常会变成对他人的猜疑，如果邻居说一只生病的动物会死，她就会觉得这个邻居要毒死她。马格利特小时候深得母亲欢心，这让她的姐姐们尤其是大姐很嫉妒。她的大姐 14 岁的时候到乡下叔叔开的杂货店打工，后来就嫁给了那个叔叔。马格利特 18 岁的时候搬到已婚的姐姐那里一起生活，不久被当地的一个浪荡子勾引失身，在离开乡下之后，她仍然很想念这个男人，常常给他写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格利特搬到一个叫默伦（Melun）的地方的邮局工作，在那里她与一个名叫 C 小姐的女同事发生了恋情，这个女人--拉康称她是一个“老练的阴谋家”--出身名门，但家道中落，只好靠工作来维持生计，虽然她根本瞧不起这份工作。这个 C 小姐在同事中是时尚权威，正是从她那里，马格利特知道了女明星于盖特·迪弗洛斯的名字，也是从她那里，马格利特对那种贵族式的优雅生活有了许多了解。可以说，在这个时候，马格利特把这个“阴谋家”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后者对她发挥着一种类似于催眠暗示的作用，她开始梦想一个更加完美的世界，那里充满了“柏拉图式的理念、男子气的力量和罗曼司”。
马格利特与这个 C 小姐的同性恋关系维系了很多年，在这期间马格利特也与邮局的一个男同事结了婚，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协调，她丈夫为人刻板，不喜欢马格利特的散漫任性，尤其不能忍受马格利特不做家务，把时间花在看书和学外语上。而她则抱怨丈夫对她不关心。双方不断地相互指责。不久，马格利特开始出现奇怪的行为：无缘无故笑个不停，走路时会间歇性地加快脚步，还有强迫性的洗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她大姐的丈夫去世了，大姐于是搬来和马格利特夫妇住在了一起，操持马格利特的家务。马格利特越来越疏远她的丈夫，也无力与自己的病态倾向做斗争。虽然她对姐姐的侵入和不断批评感到不满，但她任由姐姐支配，就像当初她顺从于那个阴谋家偶像一样。
1921 年，马格利特发现自己怀孕了，但这并没有让她感到“幸福”，而是引发了她的迫害妄想，并伴随有轻微的抑郁症状。拉康描述说，她同事的谈话，她觉得都是针对她，觉得他们是在批评她、嘲笑她、预言她的不幸。连读报纸都要在上面标出她觉得对她有敌意的地方。随着胎儿一天天长大，这种妄想越来越严重，晚上的噩梦也会让她增加白天的迫害妄想。第二年她产下了一个死婴，她把这归罪于她的敌人。当她以前的那个偶像即那个 C 小姐打电话来问候她的时候，她坚持要对方对这次意外事故负责。不过，马格利特很快又怀孕了，孩子在 1923 年顺利出生，是一个男孩，她全心扑在孩子身上，不准别人接近他。为了不让有毒的空气接触到孩子，她甚至在孩子身上裹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马格利特总想当一个作家，为此她甚至想到美国去发展，她的姐姐和丈夫极力劝阻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在那个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环境里，她深深地陷入了一种夸大妄想。但这次为期六个月的治疗并没有使妄想完全消失。
1925 年，马格利特离开家只身来到了巴黎，为的是追查那些她认为会毁掉她儿子的人。在巴黎，她找了一份工作，仍是在邮局上班，从此她开始了一种奇异的双重生活：一方面是邮局的日常世界，在那里，她多多少少要适应现实，另一方面则是由梦想和谵妄所构成的想象性的生活。她白天工作，晚上她就像是一个文化人，听讲座、上图书馆、泡咖啡厅。在这一双重生活中，她的妄想越来越严重。有一天，她听人说到迪弗洛斯的名字，她记起自己曾说过她的坏话，确信这个女人要迫害她。看到报纸上不断有这个名演员的新闻，她十分愤懑，认为报纸关注过度了。除了迪弗洛斯，马格利特幻想中的迫害者还有其他名人，其中包括另一位女演员和一位男性作家。她还把威尔士亲王当作她的性幻想对象，给他寄去她的诗作和匿名信，要求他的保护，提醒他要警惕报纸上用革命和“斜体字”暗示出的攻击他的文字。
1930 年，马格利特连着写了两部小说，都是献给威尔士亲王的。两部小说的故事差不多相同，都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一种卢梭式的理想化赞美和对城市的堕落的憎恨，其中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名叫“埃梅”，她代表着乡村的形象。马格利特把两部小说打印出来给了一家出版社，希望能够出版，但遭到拒绝。她跑到出版社去大闹了一场，骂那些编辑是杀人犯。从此她的迫害妄想转变成了报复的欲望，结果便是她在剧场所实施那次迪弗洛斯袭击。
很显然，通过重建患者的生活史，我们会发现一个“自我理想型身份认同”的存在。这种新的自我理想身份的认同很可能来源自原始创伤的“自我身份缺失”造成的：“我是谁？我只是我死去的姐姐的替代。”
这种自我身份缺失，致使患者寻求外部自我身份的认同。我们发现，埃梅与C小姐的经历成为她对自我理想型身份塑造的关键所在。在这种长达多年的同性恋关系中，埃梅已经被塑造成了一个向往社会名流的理想型认同。而双重生活又致使自我身份认同裂变。埃梅与C小姐的同性恋关系和她与邮局丈夫的平民婚姻生活的不同致使她的自我身份认同发生裂变。具体来说就是现实身份与理想身份的分裂。“想成为又不能成为”这种结构性话语与原始创伤的结构性话语相同，致使身份的离解性强度增强。
自我身份的离解性致使埃梅只能两者选其一，在这当中，我们发现埃梅毅然选择了理想型身份，这说明她已与另一个身份的决然决裂。追逐理想，其本身就是追逐自我理想型身份认同的道路，其何以致使成为攻击性的妄想症呢？
那令埃梅获得肯定性的情感和统一的自我的他人认同，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是对她想要成为自身主人的权利的剥夺，这构成了埃梅自我认同过程的一个悖论。可仅凭这个悖论并不足以导致对理想形象的攻击。从认同于某个理想形象转向攻击这个形象，这中间还有别的因素的作用，按照拉康的人格理论，那就是“社会关系的张力”或者说社会环境的影响。
在这个方面，埃梅生活史中受挫的那一面就值得我们关注了：她的被骗失身、她的失败的婚姻、她的第一个孩子的死产、她的作家梦的破灭，还有她与 C 小姐之间的关系、她姐姐对她的家庭生活的介入以及她对威尔士亲王的性爱想象，这些只是埃梅生活史中的一些偶然性事件，但在埃梅的自我认同过程中，它们成为了强化那一认同悖论的因素，即她通过妄想症的结构形式把这些挫折投射到自己所认同的理想形象的身上，把理想形象置于外部，置于可憎的掠夺者的位置，并从内心里不断强化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这一紧张关系。
最后，埃梅的这一攻击对于渴望成为自身的埃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拉康的解释是：通过攻击女明星，埃梅是在攻击她自己的理想。埃梅通过将理想形象投射到外部，使其扮演迫害者的角色，然后对其施以猛烈的攻击，这样，“她就回避了面对自己悲惨的现实，否认了现实的对象，从而保护了自己的理想形象”。但是，拉康接着说：她攻击的对象纯粹只有一种象征价值，那一行动根本不会使她得到任何缓解。不过，通过那一击--这使她成为法律眼中的罪犯--埃梅也攻击了她自己，这带给她一种欲望实现的满足，妄想消失了，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在我看来，痊愈的本质揭示了疾病的本质。正是基于这样一点，拉康认为埃梅的妄想症是一种“自罚妄想症”（self-punishment paranoia）
我们发现，这种拉康定义为的“自罚妄想症”与另一种妄想症：“被害妄想症”有相似之处，其中的关键在于对理想型身份认同的外部攻击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理想型身份认同与现实性身份认同之间的分裂是主导功能性精神官能症的一大主因，或者说是一大基础。在这项基础建筑上，通过不同的力，可能建造出不同的精神世界来。
"痊愈的本质揭示了疾病的本质"，拉康的这个论断意味深长。既然疾病的本质是由痊愈的本质来揭示的，那就表明，精神病不只有一个原因，也不只有一个本质，因为痊愈的本质取决于患者个体的人格结构，取决于影响人格结构的各种因素"不一致"的状态。依据这样一个认识，拉康抛弃了传统精神病学的遗传-退化理论，而认为妄想症或疯癫是多种原因决定的，对此，鲁迪奈斯科评论说：换言之，疯癫源自一种生活。
疯癫犹如一头野兽，困在我们的体内，它随时都要挣脱。我们在拉康分析的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自我身份认同的悖论：自我身份的认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自我，而是在他者眼中的自我。那么，那个“他者”到底是谁？在拉康的学术研究中，把这个“他者”用大写表示，翻译为中文为“大他者”，表示一个无法被具象描述的漂浮无形之实体。而在《圣经》中，有一个用以描述这个“大他者”实体的词汇：世界之王；空中掌权者。而牠又被称之为撒旦（Satan），牠是一个灵，是来灭亡人灵魂的存在。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在他的一部戏剧作品《密室》（《Huis clos》）中，借主人公之口“他人即地狱”一语道破了人世的可怕剧场。其中所使用的“地狱”一词，殊途同归地指向了一个《圣经》词汇，即：撒旦的性质及归宿。是的，埃梅对自我理想型形象的惩罚，也是对他者眼中形象的惩罚，它演变为一场对他人的袭击，同时那一刀也刺向了自己。在那一刻，或许正是撒旦灭亡人的邪恶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