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展览馆是博雅的创办方之一。没有展览馆1976-1980年的实践，深圳博雅不会那么早诞生。而展览馆最让人惊奇的实践，是他们最早提出并行之有效的所谓“以文养文”模式。说穿了，就是走市场经济之路。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人，是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著名画家邵宇】
雷子源后来回忆说，1977年1月初，邵宇带队来深圳观摩“广东省美术作品展”。那时的深圳展览馆孤零零立在水库旅游区排洪闸旁，邵宇抵深时，正值“大寒”天气，他披着大衣，在萧瑟的寒风中，站在馆前黄土飞扬的土坪上，注视着来往参观的游客和连接香港的山峦。
朝着香港方向凝望良久，邵宇对雷子源说：“这块地方不简单啊，要好好利用，搞些好的展览，办成弘扬中华文化的窗口。”
这可能是第一次有人提出，深圳展览馆乃至深圳应该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窗口”。那时粉碎“四人帮”才三个月，邵宇的文化目光已经看到香港，并经由香港看到更远的地方。
结束深圳之行时，邵宇心里已经有了当时来说堪称大胆的想法。他对结识没几天的雷子源及其同事们说，马上要过年了，春节后你们来北京，我们要商量点大事。
雷子源回忆说，当时他觉得邵宇是美术界“大人物”，自己是刚当馆长没几个月的“新兵”，“新兵”忽然受到“大人物”垂顾，何其荣幸。一不做，二不休，他觉得既然要在他这个展览馆搞大事，馆名也得有“大人物”题写，于是就请邵宇再帮个忙。
“郭沫若吧。”雷子源就知道郭沫若名头大，是文豪，是大书法家，又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让郭老写……”邵宇沉吟道，“可以试试。但是，你这‘宝安县社会主义教育展览馆’的名字，字数太多了。你们这里的展览既然要对港对外，名字不用那么具体，内容是社会主义教育不就行了？不如就让郭老写‘深圳展览馆’。“
宝安县主办的文化机构，名字中只出现”深圳“，这在当时不多见。当然，对港对外的机构、设施，以”深圳“名之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深圳戏院“”深圳水库“。雷子源赶紧请示能否改名“深圳展览馆”，县里立刻表示同意。
邵宇说：”那就让你们县里写个公函，盖上最大的公章，我帮你们带到北京。“
老雷称谢不迭，”可是呢邵宇同志，“他忐忑问道，“这‘最大的公章’是谁的？要找谁？”
邵宇笑了，说：“找你们县革命委员会啊，他们的公章中间是国徽，最大。”
雷子源1960年前后就曾经以读者身份两次给巴金写信，讨论“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结尾与后续等问题。他对给”大人物“写信一事并不陌生，可是此次要写的是公函，而且是给“国家领导人”的，事关重大。好在县文化局积极办理此事，找文笔好的人起草文稿，找写字好的人在“广东省宝安县革命委员会”红头信笺上抄写，最后再找县里盖上”最大的公章“。
函件很快到了邵宇手中，他展开一看，只见短短十行文字，内容中规中矩，毛笔字竟然也有几分貌似“郭老书风”，写的是：
我县在上级党委的关怀下，在两个庆祝伟大胜利的鼓舞下，为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最近在深圳水库游览区新建成“深圳展览馆”，已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幕，接待广大工农兵群众及华侨、港澳同胞参观。
读毕，邵宇说：“我只负责转公函给郭老。我也会把自己对深圳的观感报告给郭老。春节后你们来北京时，有没有结果就可见分晓。”
1977年的夏天，香港的文化艺术界流传着从《明报月刊》等媒体读来的消息，说过了罗湖桥，深圳水库边，一个不起眼的展览馆，竟然冒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大展览，叫做”北京荣宝斋木板水印、书画展“。那展览馆在东湖公园风景区内，环境清幽，古木参天，景色宜人，展出的书画名家作品更是叫人惊喜。”文革“十年中港人很少得知讯息的一些大家、名家，吴作人、李苦禅、黄胄、程十发、黎雄才等等，忽然都有新作品参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书画展，没想到就在香港隔壁的深圳。
最初采访到这一消息的香港记者叫莫一点，他本是随香港一个观光团来深圳游览，顺便看看展览，没想到在这里和那么多位久违的大师作品相遇，心情激动，回港后迅即将他的兴奋广为传播。四十年后他回忆说，当初从香港到深圳展馆看画展，路途虽不远，但咫尺天涯，真心不容易。他说：”每次在罗湖关口，都要排队超过两小时才可以过境。到深圳之后，由于没有公交车直达展览馆，很多时候要坐在自行车车尾，沿途颠簸不平，日晒雨淋，特别是雨季，旅程更加艰辛。“
尽管当时交通不变，深圳展览馆对港人的吸引还是迅速增大。有数据统计，参观展览馆开馆展览“广东省美术作品展”的人数有17967人，香港同胞就占3509人。另据统计，有18301人观摩过“北京荣宝斋木板水印、书画展”，其中港人就有4635人。展览馆所在的深圳镇，当时也不过才三万人。
莫一点盛赞的这个展，就是邵宇为深圳策划的第一个展。1977年春节刚过，雷子源和时任文化局局长陈玉仁专程去赴邵宇的北京之约。见面第一天定下先做荣宝斋水印和画家原作展，第二天邵宇就带他们去里琉璃厂开始筹备。邵宇还陪雷子源他们登门拜访了吴作人、李可染、黄胄等大师，现在听来，都像是传奇。
现在细想，这个展览的名字实在耐人寻味。荣宝斋木板水印当然是精美的工艺品，而顿号之后的“书画”才是在画坛消失十余年之后那些大师们的原作。如今策展，行家绝不会把复制品和大师原作放在一个展览中，当年邵宇是如何考虑的呢？我猜测，其一，在那个年代，画家原作尚未受到特别对待，在出口创汇序列里与工艺品地位相同；其二，那些因”黑画“事件挨批受折腾的画家们，他们新作的重新问世，需要靠”工艺品“掩护；其三，躲在”工艺品“后面大师原作远离京城、南下深圳展出，等于时空上又多了一层掩护。
岂不知，恰恰就是这次展览，撬开了新时期海外的中国画市场。多少年之后，1977年中出现在深圳展览馆的那些作品，其价格早已冲上云霄，且大都已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的大师作品，任你有多少钱也买不到了。
现任深圳美术馆馆长张燕方曾回忆说，那时候展览不但可以看，还可以销售作品。“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服务部，标上价钱，销售名家作品……吴冠中的画100元三幅，蒋兆和50元一幅……。
“荣宝斋木板水印、书画展”是深圳展览馆向海外讲述的第一个中华文化故事。邵宇当年或许就已深知，作品就是故事，展览就是在讲故事，中华文化故事随艺术家、艺术品走向世界，才会走得更远。这里的关键是：这些艺术品是可以买卖的，是有价格的，价格是随市场浮动的。有时候，空口讲故事不如以作品、产品形式卖故事；或者说，这市场上卖得出去的故事，才是真正的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