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恩师王范地教授
文 孟书欣
“这个给你带上，我特意准备的，我知道你们人在国外，琴出小毛病品掉了相掉了没地方修，这种东西一定要常备。”
在飞往美国前夕与王老师告别时，他从橱柜里找出了一瓶分装好的清漆，要我带上。
小学毕业的音乐会，王老师亲自到场了。第二天，他给我的妈妈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千叮万嘱，孩子挺好的，但一定一定要打牢传统底子。高中时，我在吴老师的引荐下，有幸开始与王老师学琴。他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从演奏、音乐、做人和视野。
王老师永远那么认真。我与他都是下午上课，王老师午休起床，总是穿的精神抖擞，坐的腰背笔直。笑着跟我说，最近病痛又在如何折磨他。无论我学的是《霸王卸甲》，还是《塞上曲》，又或是《寒鹊争梅》，他都一定拿出琴和笔记本，端坐如钟，边听我弹边记录，之后一句一句不厌其烦亲自示范，一首曲子从头到尾两三遍，一节课常常上到傍晚。记得有一次陈师兄来向王老师请教一个古谱的模糊标记，老师带着我们把他家的书柜翻了个遍，最后用放大镜找出了对应的指法。而每次举办讲座、大师班之前，他都会认真备课，准备厚厚一叠材料，事无巨细，提前演练。
王老师的教学风格是引导性、启发性的，一节课下来，极废脑力，但也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弹完一曲，他总会先问我，你觉得怎么样呀？你有什么想法呀？讲完一个知识点，他说，我是这么想的，你可以不同意，我们可以讨论！一节课结束后，他还会问，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呀？还有什么问题吗？在他这里，还可以，挺好，这种回答是不能接受的，他要听的是细致真实的体会。王老师非常重视教育心理学，他说，作为老师，一定要用启发式的，正面的语言教学，而不是负面批评。要多说：“这样声音是不是更好？”而不是：“你这么弹真难听！“他还说，用简单的方法让学生明白复杂的道理是老师的责任。
曲折的从艺经历让王老师非常重视理论教学与研究。第一次上课，他就给了我一本厚厚的他的论文集，告诉我，所谓弹琴中的“用力”究竟是什么意思，引发音色变化有哪七种技术手段，动作感觉是如何建立的，演奏中大脑与左右手是什么关系。在他看来，再小的问题，也需要从理论层面系统地解释，而不是只凭直觉。为了完善教学理论，王老师非常重视多学科交叉研究，对生理解剖学、心理学、声学等领域都有详尽了解，他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不是只有弹琵琶的才能教你！还与我感叹：“就是花费比较大，其实最好搞个高速照相机来研究动作和振动。”
王老师强调，民间音乐是根，我们要不断吸取中语文化的神韵。他创作改编了许多具有民族元素的琵琶曲目，如《天山之春》、《送我一只玫瑰花》、《瑶族舞曲》、《双声恨》等等，我给他弹《弦子韵》时，他说，虽然我之前从没听过这首曲子，但这就是大三弦！我给你听听这段大三弦录音，你来找找感觉！第一次上课，他打开了戏曲频道，给我讲解戏曲的唱腔、念白，锣鼓经，板眼节奏与琵琶演奏的联系。
王老师极其谦逊，他不只一次跟我说：“我最不喜欢别人叫我大师，叫我这个家那个家的，帽子太大，我就是教授。我的学生开音乐会管我要简历要照片，又不是我演，放我的干啥？”他尊重每一个学生，常讲，“我和学生们是互相学习的关系。我声明一下，这个轮指练习方法是我从我的学生李景侠那里学来的，而这个方法则是吉林艺术学院的孙树林老师的发明。我觉得好我就拿来用！但不是我想出来的！”
惊悉噩耗，我悲痛欲绝。王老师的自律坚韧和正直善良，对艺术的执着钻研、对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视、对民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传承态度，影响着我的音乐和人生。他坚定地支持着我的求学选择，鼓励我带着琵琶站在更宽阔的舞台。在Stanford，我的学习半径异常宽广，从政治学，经济学、流行音乐市场、计算机编程、到录音工程、电脑音乐、音乐信息处理，阿拉伯语。演奏地点和形式也从音乐厅里的琵琶独奏，到酒吧里的爵士乐队。我每次向他汇报学习成果，不论我学的是什么，有多奇怪多不靠谱，他都非常高兴。他常叮嘱，你要多学东西，尤其是多接触其他学科，注重跨学科的交流，注重合作。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在准备下一个暑假去中东、南亚、中亚的研究计划：研习琵琶的弹拨乐兄弟姐妹们。
王范地教授一生几经波折，不变的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坚守和对个人德行的要求，他培养的学生遍及全国及世界各地。愿教授的风骨与学识有所传承，愿天堂没有病痛，只有音乐，一路走好。
王范地教授追悼会定于12月12日周二上午十点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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