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乐团常任指挥、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交响乐团艺术顾问，一级指挥家韩中杰同志因病于2018年4月3日10：4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八岁。——中国交响乐团讣告节选
韩中杰先生是我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指挥界泰斗级的指挥家、音乐教育家。
——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中国音协指挥学会唁电节选
4月3日，清明前夕，韩老突然仙逝的消息重重地打击了正在上海的我。
猛然意识到，脚下的上海，正是生育韩老的土地。由于时间有限，我已来不及到他出生的“靠近北火车站的海宁路和热河路的把角”凭吊一番，想必百年后的那个上海滩小小一角自然也早已是面目全非。只是感觉到，韩老的近百岁生命，从呱呱坠地开始，正如同他老家门前现已不存在的那条不知名小河，流入苏州河，再流入黄浦江，汇入长江和汪洋大海，最终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消散在茫茫海天之际了。
，我是作为客串参与，成为拍录组的一员。从2015年10月到11月，从到韩老家中拜访到每次请韩老到拍录室讲述自己和中国交响乐的故事，我全程参与，陪韩老和他的家人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这种难忘，主要是针对我自己而言；而对韩老，也可能是他最后的面对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系统回顾一生的涓滴力尽的娓娓讲述了。
所幸老人家那时身体、精神还好，只有腿脚不太灵便，应主要是他文ge时一次意外落下的残疾所致。他的讲述认真而平和，表情安详而近乎木讷，后来得知也是他贯穿一生的风格。这样的阅尽世事后的平淡，或许也是他家庭祥和、事业专一，最终得享高寿的互促共赢吧。
俗话说，老还小。越久远的经历，老人记得越清楚。从他的讲述中，你可以勾勒出一幅幅与《三毛流浪记》不太一样的旧上海画卷。
“开始时教我演奏长笛的教员是我家附近‘明月歌舞团’的演奏员张弦。他自己虽不是科班出身学长笛的，但他教我时是完全用正规教材，正规方法进行的。对我的长笛入门是不无帮助的。这个歌舞团是一个营业性质的演出团体，人民音乐家聂耳曾经在这个歌舞团工作过……”
在他口述时，我曾询问他是否在孩提时见过聂耳本人，他并没有否定。当然年代久远，聂耳当时还是这个歌舞团（一说是叫明月歌剧社）的练习生，而韩老还是十来岁的孩子，对聂耳的印象不会太深刻。但我基本可以肯定，韩老起码应该是最后一位见过聂耳的当时尚在世的音乐大师了。
然而今天，韩中杰大师竟终于也随风而去，到天堂去与聂耳等前辈音乐家相会了。如果有天堂的话。
与他在天堂相会的，还有曾同为中央乐团第一代常任指挥“双子星座”的李德伦。作为“双子星”至交，李德伦比韩中杰大三岁，却晚三年进入国立上海音专，然后韩中杰比李德伦早进新中国中央乐团（包括前身）四年，后来到苏联留学李德伦又比韩中杰早四年。在乐团的工资评级，韩中杰一直比李德伦高半级。
在做口述史之前，我对“李大爷”的熟悉要多于对韩老的了解。而在做完口述史之后，我个人对他俩的评价是，韩中杰对指挥业务的熟稔、对音乐工作的静心专一要略高于李德伦，而李德伦的社会活动能力或许更强一筹。
如果有灵魂的话，头七之日，韩老的灵魂会回北京的家。但我想，他也应该会回到上海去看一看。这座生养了他并孕育了新中国交响乐的城市，有太多让他的灵魂盘旋留恋的理由。
在天堂里，租界华童学校、国立上海音专、上海电影制片厂……他人生走过的足迹和驻留过的殿堂将一一重现，他和黄贻钧、秦鹏章、陈传熙、陆洪恩等“配音帮”伙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演配的几乎所有上海黑白老电影的配乐将重新响起，而他会挥动指挥棒，再来一曲“贝九”……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音容笑貌，宛在眼前。长眠安息吧，韩老！
青年时期的韩中杰为电影配乐（20世纪三四十年代）
韩中杰（右一）与友人在柏林合影（1951年）。
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左）访问中国，在韩中杰（右）家中做客（1978年）。
由于口述史与老人们签有严格的著作权协议，过多口述细节我不便透露。而由韩老生前口述，家人整理的回忆录文字，我可以节选于此。，我个人认为很有历史价值。
……
艰难的重庆之旅
1944年元旦我们在上海举行了订婚仪式，请了十来桌客人。四月初我们离开上海踏上了奔赴重庆的旅程。由于我和未婚妻都很年轻，都从未独立出过远门。所以我们选了和一个跑单帮的结伴同行。这些跑单帮的人靠贩运各种内地缺少的货物（主要是药品）谋生的，他们长期往返于沦陷区和大后方，在旅途的各方面经验和阅历都很丰富。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依赖他们，例如把沦陷区的钱兑换成国统区的钱币等，因此和他们一起走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而他们原意带我们一起走，是因为他们可以把一部分货物分散存放到我们的行李中，同时还收我们一定数量的“带路费”。这次同路的共有二十多人。
离开上海后在蚌埠过了一夜之后来到了安徽省的界首，它的位置正处在军事战略交通线平汉路边上，是受日本军队控制的最后一个点，。
离开蚌埠时我们坐的是牛拉车，在半路上有两个年轻人上来盘问我们去那里，同时问我们带了什么，当他们见到我们带有朴克牌时就说：你们带这个干什么？！意思是说你们到内地是来干革命的，为什么还带牌进来。要我们自己把它毁了。然后他们就离我们而去，没拿我们任何东西。我们弄不清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哪方人。。，他们肯定不会一无所获地就放我们走的。
韩中杰与张仁泓订婚（1944年）。
韩中杰（前排正中）与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合影（1960年）。
但不巧和不幸的是就在我们到达界首的时候，日本军队正准备要打通平汉路，也就是后来史书上所说的“日本人发起的打通南北交通线的战役”，因为当时缅甸的战事很紧张，日本人处于被动境地，他们想要完全控制平汉路，想把更多的部队和军用物资运送到缅甸前线。，所以日本人决心发起一次彻底的战役以解除后顾之忧。我们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从上海来到平汉路边境线的界首。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感到这个地方太危险，有人提出应该暂时到市外的镇上去躲避一下。带路人建议年轻人和年龄大的人分开走。理由是我们刚从日本人占领的上海来到平汉线边上，如果在界首这种地方让日本人发现，特别是对年轻人就会有很多麻烦。在这种紧张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没主意了。
艰难作出决定
跑单帮的人决定把上了年纪的人带到一个镇上去躲避。而让我们几个年轻人连夜赶到另一个镇上。我们也不知去到什么地方.走了一段路后让我们在一个大宅门旁停下来，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只看到大宅门里进出的有穿黄色军衣的人。我们当中有几个机灵人就感到这里不是我们该仃留的地方，得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返回界首。我们迅速作了分工：一部分人回去找那跑单帮的人，留下我和未婚妻以及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小青年在原地看守行李。第二天清早，那几个回去找跑单帮的人带着几辆小推车回来了，但令我们奇怪和非常失望,甚至气愤的是，他们根本不理睬我们，他们把自己的行李放在车上，头也不回地溜掉了。那个小青年的堂姐和堂姐夫也在其中，他们只顾自己尽快返回到跑单帮的人那里，竟然把我俩和他们的堂弟甩掉了。我和未婚妻从未遭遇过这样的窘境，特别是我们的行李中有两个老式方箱子，和一个不小的行李袋，都比较重，没有车，没有人帮助我们是根本动不了的。当时我们真是孤立无援、束手无策了。
天亮后，大宅门里走出来一些穿了黄军服但又不象军人的青年，大约有二三十人，排成队准备出发。因为我们尚未向他们报到，他们似乎不打算撘理我们。此时我们很是为难，不知怎么办。经过向一位象模样的人申请，他同意我们把几件行李装在一辆他们征来的牛车上，让我们跟着他们走。那个被自己堂姐和堂姐夫抛弃的小青年也跟着一起走。他是身无分文，我们就对他说；“你放心跟着我们一起走吧，这样对你也安全些，有我们吃的也会有你的”。
跟着队伍走
那位军人同意我未婚妻和那些笨重的行李、上了牛车。我和那个小青年（我们以后称呼他“小弟”）只能背上稍轻一些的包袱徒步而行。走了整整一天一夜，走这么长的路还是我生平第一次。而且路上是又渴又累，真是苦不堪言。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一个小村镇，那些穿黄色军衣的人都住进了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房子里。那位同意我们跟着走的年轻过来询问了我们的情况，他的态度还算比较和善，他安排我们暂时住在一个农民家的磨坊里。根本没有床铺,两个人只能蜷缩在所带的方箱子上,因为太累了,睡得很香很熟。当时还有四个尚未正式报到的小青年，也和我们同睡在磨坊里。第二天天还未亮这四个小青年就偷偷地离开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那些穿黄军服的头头发现后马上派人去追，并未追回，这说明那些穿黄军服的是不原轻易放人走的。
第二天，我们听到消息说，日本人并没有打到界首。我们对那个曾经关心过我们的年轻表示，希望能回到界首去。他居然表示同意。我们就让小弟，和另一个同路来的人（在邮局工作）先回到界首去摸情况。
小弟走后我们就搬出那个磨坊，因为主人要用。我们只能去找了一个主人不在使用的猪棚，在里面铺了些稻草作为床铺，因为是猪棚，其高度当然是不让人能抬起头进出的。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过了两天，小弟回来告诉我们，界首那边的确没有发生战事，还比较安全。我们向年轻说清情况后，他派了两辆独轮车，由两个被抓来的车夫连人带行李把我们送回界首。
后来我一直也没弄清楚那些穿黄军服的人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什么组织.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究竟是何处所在，我至今也没有明白.只能猜想和估计.，，，，，。
我又想那个年轻怎么会对我们那么客气，容许我们走，还派车送……而对另几个青年又想要抓他们回来呢？现在想来，他大概相信了我告诉他是去重庆音乐学院教书的，又带了那么多而笨重的行李，。就放了我们,现在想来也真是够幸运的，如果当时他不放我们走，其结果就还很真难预料了。
解放后我在入党时把这段经历作了详细的说明，但在“文ge”时还有人在我的这段经历上画上问号。更没想到这些整我材料的人还真下了功夫，他们远到上海，还居然找到了当年和我们同行的那个跑单帮人，他倒为我们做了证明，我才算躲过一劫。而我们自己和这个跑单帮人从未再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住在那里。而他们居然能找到他，真令人佩服！但我也对为此所浪费的钱财和干部们的时间和精力赶到遗憾.
继续困守在界首
在从上海出发前我们和带路的跑单帮人是这样商定的（也就是他规定的）：在上海我们付给他一笔钱（日本占领上海时期的货币）里面包括他负责我们从上海出发，一直到陕西西安的路费。还有一部分钱，。他就是靠二种不同货币之间以及货物之间的差价来赚钱的。
但当我们从上海抵达界首时，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首先，那里所有银行都停止营业。跑单帮人说他把大家在出发前交给他的钱在上海时就已汇到西安去了，现在受封锁所限，暂时不通汇，所以取不到应从西安汇过来的任何钱款。在界首大家都将没有钱，连生活费都会有困难。他号召大家把可换钱的金银首饰捐出来。我们就响应号召把从上海带出来的金戒指捐了一个。当时我们只有两枚，捐了一个以后对我们下段路程就产生了影响。
在界首我们被困了将近一个月后才继续上路。前途仍有许多麻烦和险象。
继续上路
我们在路上所乘坐的交通工具都是最简单,最省钱的.除了从上海到蚌埠乘坐火车以外.其余就全是最原始不过的交通工具了，我们乘过架子车，它是用一付木板架在两个自行车轮子上,有人拉着走,这上面可以放行李,客人就靠着坐在行李上。但张仁泓不适应这种交通工具，因为乘坐架子车是倒着行进的。她只能乘坐有人推着往前行进的独轮小推车。我们也乘坐过几天小船,可就是从未乘坐过正规的交通车.吃和住的也都选最简单、最便宜的。
后来由于战争的特殊变化，大家都未能去西安。几经周折后来到陕西汉中。此时跑单帮人给我们结账时宣布说：由于路程有了改变，日子又拖得比预计长，在一般情况下二十多天就可到达重庆的，现在到半道汉中已经二个多月了，他说我们交给他的钱已经全部用完，再没有其他钱款留给我们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钱款在他那里了。当时的情景真像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里描写的那样。
怎么办呢？我赶紧发了两封电报，一封发给章彦，向我们要去的重庆国立音乐院求援；另一封发给我在重庆的姑母。等了好几天，音乐院方面毫无音讯，而姑母却给我们汇来了一笔钱，这才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在我们等钱时，我们把仅剩的第二枚金戒指卖掉，以求能解决当时的伙食开支。当然还要非常省吃俭用的。三个人（我们二人加小弟）挤住在一个小饭店的厨房楼上。早晨每人一碗六文钱的绿豆稀饭，午饭每人一碗二十四文的汤泡饭（吃不起乾饭）。这种艰苦生活坚持了将近一个月，才等到重庆迟迟而来的汇款。小弟也收到了他从重庆来的汇款。
上路去重庆
收到钱后就可以上路去重庆了。这时有人介绍说，你们可以搭乘“黄鱼车”。，车上装了大量，这些是本应运到兵工厂去再生产的。可是运送的和司机却不把车开往兵工厂，利用这个机会拉活儿挣钱。他们的要价比较少，比正规的长途车便宜得多。但很不舒服。由于车上装满了，我们只能把行李放在大堆的上，然后人再坐在行李上。既不挡风，也不遮雨，而且还相当危险。故不然在进入四川境后，军车开到一个山坡前出了事故。那个山坡并不太陡，但车子却不知何因就往后滑，坐在车上的一个士兵（随车的助手）见状纵身跳下了车，我看情况不妙，也随之跳了下去。就在我刚跳下车的同时，车翻了。车上所有的人都掉进路旁的一个水塘里。有一个同来的人的脚腕被压了，其他人还都没有受伤。但这次事故确实是惊险万分，因为那个山坡的一边是水塘，另一边则是几丈深的山崖，幸亏车子倒向了水塘一边，如果向相反的方向翻过去，那不仅车上的人都会掉到山崖下。而我跳下车时也在山崖的这一边。就是跳下车也将被压在车下，或一起掉下山崖。现在回想起来还都觉得很后怕。
我们一路上从未乘过正规的交通车，就为了省钱，可这一次翻车事故所受的损失运比我们省下的钱多得多，但后悔就已来不及了。
翻车后第二天司机他们把车拖上岸后，发现车子并没有坏，车闸也还是好好的。这说明当时上坡时车子稍有些阻碍时，司机就极不负责地放弃继续驾驶，想弃车而逃，根本不顾车上乘客的安危。
山岭上的小客栈
在翻车的当晚我们走到山岭上，去找住的地方。那岭上在路边有一排五间房。这又是客栈，又是小饭店。从岭上往前看，几十里路内不见人烟，晚上也不见任何光亮。够荒凉和吓人的。那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大统间。靠墙有几张木板算作床铺。蚊子很多，在炕上则是臭虫，跳蚤的天下。这一晚睡得比我们在谢集时睡在猪棚里还差得很多。这对我和我未婚妻来说，吃了一些苦，也就过去了，而小弟确从此生了疥疮，痛苦万分。
因为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夜幕降临后，我们还看见有人背着土枪在我们门前走动。听说这地方也是很不安全的。大概因为我们乘坐的是军车，土匪还不敢轻举妄动。
西温泉
这以后一路上还算比较顺利了些。路上虽然还是很辛苦，也见识了不少好风光。在四川境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西温泉。一路上我们极少有洗澡的机会，见到温泉大家就都痛痛快快去洗了澡。小弟在路上得的疥疮，在温泉洗了澡一下子就好了。因为这西温泉的水内所含的硫磺质既高又好，对皮肤病很有疗效，小弟以后再也不发痒了。
到了重庆以北的壁山，军车就不能再走了，因为这车是不合法行驶的，司机他们不敢，也不愿开进重庆市内去的。他们要继续拉客做黄鱼生意。
壁山和我们要去的音乐学院所在地青木关是紧挨着的。在壁山城内我的未婚妻还有一家远房亲戚在那里住。这样我就一个人先到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去打前站，她在壁山等我再去接她。
我们是1944年4月1日离开上海的，到达青木关已经是八月初了，在路上足足走了四个多月，比预计的多了三个多月。如果我们是早知道要走这么长时间，这么艰难的话，我想我们是绝没有勇气会离开上海走这么远的路的。现在既来之，也只能安之了。
小弟在青木关和我们分手后，他就直奔重庆，找他的亲戚去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但由于大家从事的是不同专业，所以以后的联系虽仍保持着，但就不太多了。。后来去了香港，有一子一女，开始比较苦，后来女儿经过奋斗，在香港有一个小企业。五年前回她回山东联系工作时死于一场不该发生的车祸中，太不幸了！现在他们的儿子在美国工作，父母也在一起。
青木关国立音乐院
青木关是重庆市最北部的关口，重庆国立音乐院就设在青木关关内，。在青木关外不远的松岭岗，还设有一个音乐院分院。，，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就随政府迁回南京，而松岭岗分院则迁到上海。章彦和程静子在吴伯超当院长的青木关总院工作，我当然也就在总院.
学校设在青木关内的公路两侧的山坡上。北侧是校本部，有教室、礼堂、琴房和学生宿舍，以及教职员单身宿舍，南侧是教职员家属宿舍，这里已经住满了。那里住着管弦系主任章彦夫妇；作曲系主任江定仙夫妇（他和教务主任陈田鹤都是黄自的得意门生）；声乐系主任黄友葵；而给我的只是单间宿舍，在一起的有我的同学伍正谦和曾叔懋，都是声乐教员。其他还有二位很受尊敬的民乐教员，杨荫浏和储师竹；女琵琶演奏家曹安和等女教师都住在院本部。我的邻居是国文教员杨白桦。在我们还未正式结婚以前，张仁泓就住在钢琴教员马思荪那里。她是马思聪的大妹妹，也是上海音专钢琴系毕业生。
院长吴佰超
院长吴佰超是早期回国的留学生。。，他坐了轮船想去台湾时翻在大海里了。我觉得很遗憾，，但他究竟还是一个稿业务的人。他的女儿现在台湾，是那里音乐界头面人物之一。
因为我没有过硬的靠山或背景。在音乐院的职称被评为讲师，薪金也不高。张仁泓还没有工作。有些有背景的刚毕业就给以副教授职称。这本身是不合理的，。
准备婚礼
1944年底，也就是我们到青木关五个月以后，我们准备在那里举行婚礼。我们从上海带来的，准备用来布置新房的东西经过路上翻车后差不多全泡了水。衣服和床上用品全都染花了。有好几位女教师和女同学都来帮忙出主意，把这些染花了的东西布置得还看得过去。学校则帮我们在房间边上加盖了一间小厨房。结婚的当天在镇上的小饭店里像聚餐一样吃了一顿饭。晚上我们买了一筐在当地非常便宜的橘子请同学们来热闹一下。这和我们订婚时在上海请了十多桌客人的情景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我们觉得这朴素实惠的场合反而觉得很温馨，暖人心。
当我们在汉中被困时汇款给我们的姑母，她当时在重庆南岸的邮政储汇局工作，她当然来做我的主婚人。张仁泓的主婚人是她的三哥，他当时在天水担任成天铁路的工程师。，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张仁泓除了她的三哥以外，。在重庆城内有一位堂姑丈邓公玄，是一位挂名而无实质职务的立法委员。。这些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解放后都对张仁泓产生了许多说不清的麻烦。
青木关生活
在青木关生活比较清苦些，但我们俩都并不觉得苦，还很喜欢这样农村式的生活。学校是在青木关关口，离开市镇还有一里多路。逢到赶集时关外的农民挑着担，把新鲜蔬菜拿出来卖，春季时还能买到我特别爱吃的新鲜蚕豆，重庆的蚕豆每年熟二茬。一绿一白，我吃得特过瘾。那里的炉灶都是烧煤的，青木关边上有小煤矿，我们就买农民挑着担运出来的煤。赶集的日子我们就在镇上吃一碗豆絲就算是打了牙祭了。
我们养了几只小鸡，放在门前山坡上，让它们自己觅食吃。有一次黄鼠狼来叼吃了一两只，把其余的吓得够犟，我们当然非常心痛。有时候屋里还闹老鼠，有天晚上我俩杷门关起来打它们，邻居杨白华老师也来帮着打，很热闹。
在青木关住下后,在生活上我们都很习惯，很喜欢。
……
2015年10月14日，我和口述史拍录组人员到韩中杰家中拜访
韩中杰录制口述史场景（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