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谈》里，禹风称自己的目的是再现，“再现我寄身的城市在 1860 年至 1943 年间的市政、经济、城建与战争，场景、气息、人事与悲喜，再及市民的发达毁失爱恨情仇。” 细细梳理《大裁缝》，读者确实能够得到百年上海发展的梗概。
小说始于 1860 年太平天国（小刀会）之乱，彼时上海租界还与华人县城并置，只有外滩一排三层的洋房洋楼，洋房背面的花园弄，有洋行、西人店铺和花园别墅，战争开始把江浙两地的乡绅赶到租界避乱，上海开始扩张。
到了1875年，茄生从横滨返乡探亲，上海已经开始按照现代英国城市的模式建立起来，“建设工商，发展市政，新筑马路，维护路灯，清洁水源，提供清洁饮用水，而且他们在娱乐上下了很多本钱。”到了1905年，乔氏兄弟归国发展的时候，上海已经是当时最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上海滩的西洋景好比一阵春雷带下的疾雨，即刻打湿了他们。……从横滨来上海，像百棵树间一两只孤蝉飞到了一棵树上百只鸣蝉堆里。”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钢铁的外白渡桥取代了威尔斯桥和公园桥，它看似要连接苏州河南北，实际上却分割了欧洲和亚洲，苏州河北是英、法等国租界，苏州河南是日本侨民居住区和苦力、难民的聚集地。
从城市书写这个角度看，《大裁缝》的介绍性、分析性超过了想象性，禹风关注西方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做了大量史料的梳理工作，它关注城市的工具性，它的各种机构，它作为商业和工业系统的功能，并且把它们很好地织进了乔氏家族企业发展故事的经纬之中。
《大裁缝》详细地介绍了工部局的机构设置。对于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而言，市政规划与法制建设，公共卫生防疫是保障城市安全运转的基础，由于上海租界一直在吸收战争难民，华洋杂处，租界当局于 1860 年前后设立了工部局开始自治。工部局的治理不仅对上海的迅速发展繁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恐怕也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大裁缝》还对疫病的防控与治理做了陈述，小说第一章里麦牧师就在筹款，努力控制难民之中疫病的漫延，1910-1940 年伍连德博士在哈尔滨―上海两地治疫，到第十章日本侵入上海伍博士因中日战争黯然离开中国回南洋，这条叙述线索，显然是用来呈现作者对现代化大都市的管理思考的。
《大裁缝》几乎不对上海的物质外观进行的描绘，对于禹风来说，上海是一个有机体，它会生长，壮大，一方面，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力量，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身在其中的人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
因此，《大裁缝》有一个宏大的时空框架，横滨、哈尔滨、北京都赫然出现在目录中，和上海并置，横滨的维新、东北的日俄战争、北京的学潮等等，都是刺激上海生长的因素。
而进入小说文本，我们能够看到奉化、宁波、南京、广州、山东、天津、香港、昆明、武汉，英国的利物浦、兰开夏、德文郡，欧洲大陆的法国、比利时、俄罗斯、美国，看到菲律宾马尼拉、新加坡，南非开普敦，非洲西岸……这张单子，可以列得很长很长，显然，上海是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人类社会网络之中，开放性是它的首要特点。
当然，世界各地都处在互相联系之中，这并不能说明上海为什么会如此繁荣。上海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在租界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它有让人羡慕的现代管理秩序，与此同时，它还有治外法权作为屏障，让它能够偷安一时。这让它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迅速旺发，“故人来，故人去；兵火开，兵火缓，上海从来不怕乱。每次重归太平它就旺发，这城市像是在血水里发大的。”
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的城市，是靠它周围的土地供养的，乡村与城市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但是上海是一座无根的城市，它起源于被征服后的不平等条约，完全按照启蒙理性和商业实用精神模式建立起来，与孕育万物、充满活力的大地失去了联系，吸收的是战乱中逃离故土人的财富。
从熵的角度来看，从环境中所取走的能量最终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耗散，结果导致混乱的增长，能量转化得越迅速，消耗得越快，混乱就积累得越多。上海吸收了如此广大地方的财富，并且急速地流转，它所积累的混乱也必定是巨大的、惊人的。
这惊人的毁灭性力量，其实就潜伏在租界周围――“扬子江浩荡两岸的庞大内陆以及它沉默了很久的无数子民”――甚至租界之中，每一位以精明著称的上海市民内心的最深处。上海，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熵增系统，它看似繁华，其实极其荒凉：它的市民为了理性，牺牲了本能，金钱膨胀成巨大的怪兽，吞噬一切。
乔百祥用强大的理性，抑制住了难民对他的冲击，转身投靠工部局的管理秩序，梦想着成为上海滩的主人，与此同时，他也在和新吾的比较中，意识到自己的失血，因为永远失去了桃丽丝，他“感到一阵无奈的深广的虚空，感到自己什么都已失尽，其实了无生趣”。这正是他喜欢汀康的原因：这个高大的英国青年，一点酒精就能让本能恣意释放，不惜引发大范围的流血事件。
和乔百祥相对照的是姚远纶，她有一个男性化的名字，也像丈夫乔百祥一样理性、精明，喜欢顺势捞取金钱，很轻易地，她就被上海这“立体的金钱旋涡”卷了进去，投身股份公所，“那股份公所就像庄稼地，钱投入进去会自己长出收成”。
从王小虬到乔百祥、姚远纶，包括汀康、法国人范里克斯，每一代上海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上海的隐秘钥匙，在上海滩吃得开，他们成就了上海，上海也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方式。
《大裁缝》中的上海，进入到 20 世纪后，就开始没有了四季轮回，茄生的上海，那“春花开又落……天就一日比一日暖”，“桃树挂了果子，金橘树也在香喷喷地扬花，白花招来青蜂”的田园美景，已经消失在了时间的深处。长袖善舞，在中国内部各种势力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斡旋的乔百祥，这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魔都上海最好的产品，意识到“如果英国大班们黯然离去，无论日本人还是俄国人，哪怕是广袤大地派出来的中国人，他恐怕都无法面对。”在日本交还公共租界给汪伪政府的仪式上，他偏向俯身相框，“看见一个无头女孩走动了起来，朝着相框深处越走越远，渐渐成了飘动的虚影……”
本文为禹风所著《大裁缝》一书书评，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长江入海口百年租界。羞辱与荣耀，身份与混同，时运与停滞，贸易与争战，兴旺与死亡……乔百祥觉得：这一切对立景象之间，无非只差一套精工裁剪、能陪着人抛头露面的好西服。
1860年，茄生跟随舅舅走出奉化，怀着隐秘的家族传承，辗转宁波、上海、横滨，长成为第一代宁波洋装裁缝。1919年，乔家裁缝第三代乔新吾和乔百祥兄弟俩一个在北，一个在南，虽血脉同源，脚下的道路却正通往无人知晓的分叉，而命运似乎早已在注定之处埋伏着行踪。
时局铸造的租界上海，究竟是坚不可摧的热血堡垒，还是摇摇欲坠的海市蜃楼？外国大班、洋装裁缝、市民、买办、革命者，裹挟进哪一重身份才不会被浮世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