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在世界读书日前夕，人文纪录片《文学的日常》第二季在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和优酷视频上线。这部纪录片的第一季于两年前播出，它从“友人走访”的角度切入，带领观众走近马原、马家辉、麦家、阿来、小白五位作家，迄今豆瓣评分8分。今年，新一季《文学的日常》将有六位作家和他们的朋友现身，分别是刘亮程与洪启、于坚与虎良灿、李修文与韩松落、双雪涛与史航、李洱与张清华、陈彦与陈小朵。
4月21日，人文纪录片《文学的日常》第二季上线。全文剧照由《文学的日常》创作团队提供。
“我想告诉大家，日常生活里依旧有一些梦境，有一些稍微起飞的时刻。”在新一季《文学的日常》第一集播出当晚，《文学的日常》导演王圣志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他说：“以前不少人觉得文学距离自己很遥远，不是的，日常中有一部分就是文学的，那些闪光的、诗意的存在是属于文学的。所以文学里面有日常，日常里面也有文学。”
闪光而诗意的存在，能打动很多人
王圣志：《文学的日常》已经拍到第二季了，第一季的拍摄是在2019年吧，当时想拍这个系列其实跟个人志趣有关。我是中文系出身，研究生读的也是现当代文学，工作后大部分休闲时间也用来看小说。有一次在上海的一个饭局上，马家辉跟我说作家跟作品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母鸡和鸡蛋的关系，你吃这个鸡蛋觉得很好，就有可能想见见这只母鸡。我想确实是这样子的，作品和作家本人，二者之间应该有一种互相映射的关系。
一直以来，我对作家这个群体也充满兴趣，但我知道这个时代不属于作家了。这个时代是智能时代，或者说5G时代，流量时代，总归不是作家时代。我最初的预想是拍完以后没什么人看，但后来我也告诉自己，或许这也是作家最好的时代，因为作家并不需要太多的关注。
另一方面，作家这个群体有个特质，他们是以思考为主要生活的人，他们通过文字抚慰人心。其他的信息沟通，比如我们每天刷了大量的抖音，刷了大量的今日头条，说白了是大数据推给你的，并不算真正的沟通，但人又确实需要沟通。所以我想这个群体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具有意义。于是我就动念去拍一批当代作家。
澎湃新闻：“文学的日常”这个片名是一开始就定了吗？相关的名字可能有“作家的日常”，但是意味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也好奇“文学的日常”这个名字承载了哪些想法？
王圣志：是的，谢谢你提这个问题，这么多记者就你提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它叫做“文学家的日常”，或者“作家的日常”，但这样的名字就很平庸了。我们的日常本来就是贴在地上的，日复一日的。那为什么要在日常前加一个定语——“文学的”？因为文学意味着一种做梦的能力，意味着哪怕是贴在地上，文学也能把你从尘土里拎高一点，有一点点飞翔的能力。在这部片子里，我从不给作家立传，从不用一段长长的解说词介绍他写过什么、获过什么荣誉，都没有，我看重的是文学而不是文学家，我是要拍他们身上的文学性，也叫做梦性。
澎湃新闻：在作家选择方面有哪些特别的心思？第一季有马原、马家辉、麦家、阿来、小白，第二季有刘亮程、于坚、李修文、双雪涛、李洱、陈彦。
王圣志：我的标准不在于文联作协，不在于文学奖项，不在于影视改编，也不在于是否自带流量。这两季下来，我的选择完全是从自己的阅读兴趣出发的。我选择的作家，都是这些年我已经看过了主要作品，并引发我阅读思考的人。所以第一季出来后我看弹幕和评论，有很多观众说谁谁谁他也喜欢，谁谁谁之前不熟但是从此粉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我没想到个人的兴趣也能唤起很多人的共鸣。也可见有些作家是不属于个人的，他的作品和想法能打动很多人。
王圣志：你知道，作家和记者、导演的“见面”并不友好，我吃了很多闭门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部分作家在精神世界里非常活跃、敢于冒险和探索，但他可能在现实世界里，反而是笨拙的、羞怯的、胆小的，面对镜头手足无措。所以碰到媒体，很多作家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的。
但是我很自信，我镜头下的作家是自如的，不管是谁，他们一定能掏心掏肺地讲话。刘亮程老师一开始还担心我把他拍坏了，强烈要求播出之前看样片，我就把样片发给他，当晚他没回应，我也不问。到了第二天，他告诉我中午又看了一遍，还说从没想到中国电视台的导演可以拍成这个样子，说这个片子比他看到的很多国外作家纪录片意味深长多了。而且，他讲到整个拍摄过程非常愉快，他没有“被采访”的感觉。所以要走近作家，你首先要变成作家的知音，甚至努力变成作家的同行，他才不尬，才愿意敞开心扉。
当然，要真正成为他们的同行是不可能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多年坚持思考和写作，我怎么可能因为拍一部纪录片就成为作家呢？所以我坦白告诉你，每次拍完一个作家我都如释重负，因为在采访之前我做了很多“笨功夫”，满脑子里都是他们的作品、相关的评论，我感觉拍摄两天以后我关于他们的储备都用空了。但也因为这些“笨功夫”，在那两天我可以很自如地聊起他们的作品，就好像是一个熟人。对，其实我在心里已经把他们变成了熟人，但现实镜头里他们的举动又是陌生的，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激发了我的提问，也激发了他们的回答。
澎湃新闻：在具体拍摄方法上，怎么想到“友人走访”这一切入点？他们的对话有时是两人坐下来对谈，这是我们相对熟悉的，但也有很多时候是两个人边走边聊，在移动中对话。
王圣志：这部片子的两个核心要素都在这了，一个是“朋友”，一个是“漫游”。我在宣传片里给他们写过一句话，叫“最孤独的人往往有最执着的朋友”。大部分作家的日常生活状态就是发呆、思考、阅读，往往是在精神后花园里孤独散步的一个人，但是这种人往往有非常执着的朋友，你只要找对了朋友，他们可以互相映射，声气相投。比如王维写的好多诗是给裴迪的，一个写作的人碰到知音，碰到真正的朋友，那是会滔滔不绝的。如果你把这个朋友换成一个电视台主持人，很可能最后变成一言不发。
你又点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漫游。大部分作家一开始都怕麻烦，都说要不就在家里拍好了，或者在书房拍，但是这一点我很坚持，我说要出去。第二季里这种漫游特别明显，比如李修文和韩松落从兰州一路开车到敦煌，这一路漫游的核心是什么？是邂逅。只要出门，你就会有不期而遇，这是完全超乎所谓“策划案”的部分。到了敦煌以后，我们去了一个村，在村口碰到了一个正在栽榆钱树的大叔，他们问大叔榆钱是拿来干嘛的，然后顺风顺水地进了大叔的院子。大叔还招呼他们坐下来喝茶，告诉了他们自己的往事，李修文后来就在那个地方朗读了《山河袈裟》里的一个段落：“刹那之间，我便感慨莫名，只得再一次感激写作，感激写作必将贯穿我的一生，只因为，眼前的稻浪，还有稻浪里的劳苦，正是我想要在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祇：人民与美。”
我想说，这种邂逅真是策划不来的，因为漫游既是一种物理空间的移动，也是朋友们一次精神上的远行。他们会越聊越深，有很多即兴的冒出。邂逅与即兴都是非常真实的东西，是我这部片子的核心，也是它和《文学的故乡》、《他们在岛屿写作》、《掬水月在手》不太一样的地方，我的片子完全是由邂逅与即兴完成的。
我记得上一季拍阿来的时候，他提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不演”，他说很多人叫他拍片都叫他演，从左边走到右边，和谁握手和谁拥抱。他说如果要演的话他就不拍了。我的片子追求漫游中的极度真实。但这一点确实对导演很不友好，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邂逅，你要及时抓住它，放大它，深入它，你也没有办法再来一遍。在那个现场，如果你有眼无珠，它眨个眼就过去了。
澎湃新闻：这里似乎涉及到地理空间的问题——作家选择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日常会去什么样的地方？他希望带朋友去哪些地方？……一个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对文学的理解，往往和这些地理空间是密不可分的。
王圣志：对，作家的创作通常跟他的地方选择是有很大关系。你想想白居易或者苏东坡，他们每到一个喜欢的地方都要盖房子，前后种花，然后徜徉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没有这种地理或者说物质的根据地，怎么会有精神的根据地呢？一个人创作的根据地首先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
澎湃新闻：拍摄不同的作家，是不是也有不同的侧重？
王圣志：每个作家都是不一样的个体，但我更愿意跟你聊一个他们共同点，那就是他们表面上看起来老成、成熟，心里却特别天真，特别孩子气，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像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说老人家活成“老小孩”那种感觉。
澎湃新闻：就你个人来说，拍摄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画面？
王圣志：我记得刘亮程老师会蹲下去跟蜥蜴讲话，还从破碎的酒瓶去猜测一个牧民的某一个西风狂啸的夜晚；于坚老师更像小孩，他走到一个古院子里，喊我去看一扇破了一角的门，然后问我知不知道这个角怎么来的，我说不知道啊，他就特别认真地说这个房子是宋代的，老公跟老婆吵架了，老婆摔门而去，门就破了一个角。当时我听得目瞪口呆，心想这不是小孩说的话吗？还有上一季的麦家老师，那天下着雨，他一点不懊恼，和我说没有雨水，没有月光，就没有诗人，还说：“如果不下雨，我是没办法谈恋爱的，一直出太阳谈什么恋爱”。特别有意思，能把这些作家的天真用影像记录下来，我觉得太美好了。
再说双雪涛，两季里最年轻的一个作家。当时他跟史航在胡同里走着走着就进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不太排斥镜头，我们就顺势讨了杯茶喝。没想到这户人家在九几年的时候下岗，他跟双雪涛说我是下岗工人，没啥本事，不像你是一个作家。双雪涛马上正色道，我家里父母都是下岗的。那一刻也让我相当震撼。再有就是我问他成为作家之前哪本书或者哪个作家的影响最大，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的文学生涯是从《读者》开始的。
陈彦老师是回到了他写第一本小说《西京故事》里一个原型的家里。那个人住在西安的城中村，卧室跟厨房连在一起，合起来不到十平方的一个地方。结果陈彦老师进去以后如鱼得水，坐在那跟他聊家常，那一刻你会发现同情跟同理不是说我理解了你，或者我怜悯你，这依然有一种区别对待，真正的同情或同理心是“我就是你”。
当人憋不过气的时候，文学还在
澎湃新闻：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的叙事风格，但比起第一季是否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改变？
王圣志：跟第一季相比，第二季更好看了，更日常了。文字毕竟是抽象的，有指向意义，而日常是当下生活的定格，所以我希望加强日常性，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于坚老师在菜市场里念一段关于生与死的文字，双雪涛在小胡同的台球馆里读他的作品。菜市场边上卖菜的人、卖肉的人以及经过的人，还有台球馆里烟雾缭绕下的面孔都是日常的，可是文字在指向意义，这样的画面配上那样的文字，会让所有观众容易接受，觉得画面都很熟悉，同时发现日常是有意义的，日常也可以抽取出世道人心、个人命运等等严肃的问题。这么说吧，影像是日常的，是当下的，可是当文字响起，它们又是可以飞翔的。
另一方面，当我们拍作家，很容易想到书店、图书馆、书房，观众可能会感到隔膜，觉得那是知识分子才待的地方，但作家是知识分子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会去街头巷尾，去菜市场，去唱歌喝酒。我希望文学能跟日常结合得好一点，文学也不必孤零零的，好像就那么一小块飞地。
澎湃新闻：之前更多观众熟悉你，是因为《早餐中国》这样的生活类纪录片，拍早餐、美食，和拍作家、文学，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又有哪些相通的地方？
王圣志：还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早餐中国》也特别强调“贴地飞翔”，早餐店的老板日复一日地辛苦，但生活总有美好的那一面，比如放一首老板们最喜欢的歌。我试图从普通生活里抽取出诗意，让人感到这个世界还是值得活下去的。
那么《文学的日常》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借助作家的诗意跟做梦的能力去破解日常。我在《文学的日常》里从来不聊创作的事，比如虚构与纪实，人物形象塑造等等，不聊这些。作家的日常生活和世俗性才是我看中的。这两类节目，一个是从地面找出往天空飞的事，一个是从天空往地面带，方向不一样，但始终是在思考——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活着。
王圣志：对，其实我这几部作品拍的是一个东西，就是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文学跟普通人有关，摇滚或者民谣跟普通人有关，早餐更是直接了。不管面对作家还是音乐人，我都想把他们往世俗生活里带。我举个例子，毕飞宇的《推拿》写到了一个盲人，叫泰来，他失恋了，毕飞宇就写他一直唱歌，把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流行歌都唱了一遍，唱完以后他就好了，能去上班了。可见流行歌里或者说音乐里也有许多跟普罗大众紧密相关的东西。但凡世俗生活，都是我看重的。
澎湃新闻：坦白说比起《早餐中国》，《文学的日常》的受众群是不是小了？
王圣志：《文学的日常》第一季播出后我就挺乐观了。一开始，我确实觉得恐怕没人看，结果播出后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世界上爱看书的人还在，在意心灵世界的人还在，只是不在面上，在每个角落里。我现在觉得人还是需要作家的，需要心灵的沟通，不管时代进步到哪里，哪怕6G、7G、8G……但是父亲还是父亲，儿子还是儿子，日常生活里总有一些恒久不变的存在。
澎湃新闻：你是中文系出身，目睹了中国文学从1980年代至今的变化。在你的观察里，文学的社会位置是否有一个从主流到边缘的过程？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过程？
王圣志：确实，但我首先觉得1980年代显然是不正常的，那时候作家发表一篇小说就可以成为全民偶像，这对文学来说未必是好事。1980年代的很多小说，现在回头看不少是看不下去的。我觉得现在反而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境况：作家做自己该做的事，然后影响一批该有的人。谁需要安顿精神世界，谁需要收获心灵抚慰，自然就能找到。你要所有人都喜欢，也没必要，只要坚持个人的创作就好了。
王圣志：我们老家有个歇后语叫“头插鸡槽”，意思是鸡在吃食的时候头都不抬，像打印机一样，哒哒哒哒地一口气把所有的鸡食吃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像鸡一样，首先要吃食，那文学或许就是偶尔抬头看一下天。我只能用这么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抬头看下天，或者说长时间潜水后浮到水面上换个气，文学就起到这个作用，当你憋不过气的时候，它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