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校北师大程甲本萃文书屋初刻《新镌绣像红楼梦》底本
提要：本文以“寕”字并非道光帝讳字为中心，讨论小说作者曹雪芹避家讳宽松而避国讳较严，“寕”、“?”字样乃乾嘉时代坊间常用字，而非讳字，更非鉴定版本时代之充分依据；同时，《红楼梦》诸本之异体“”字，亦非“标志着曹雪芹著作权的特别密码”。所谓己卯本抄成于道光年间或咸丰初年、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于民国初年之观点，于文献无证，不足为训。
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
——《红楼梦》避讳诠辨兼与刘广定先生商榷
文/陈传坤（阜阳日报社）
1927年夏，新红学开山祖师胡适先生购藏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即被誉为新红学“葵花宝典”的甲戌本[[1]]，揭开了《红楼梦》或称《石头记》早期抄本的红盖头。近百年来，已有十三四种《石头记》抄本重现真身，仅从版本数量而言，《红楼梦》称得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的奇葩，其他古典小说无出其右。
十余种抄本，让世人一睹曹雪芹原著的庐山真面目，然而“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关于这些抄本间异文优劣、版本抄写时代之争，聚讼不已，言人人殊。尤其是关于《石头记》抄本是否避讳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程前脂后”说兴起，否定《石头记》抄本、脂批真实性的杂音未曾消逝。在1993年欧阳健先生提出脂伪论之后，台湾大学化学系教授刘广定先生发表《<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一文[[2]]，“就一些特殊字的写法”，提出“‘己卯本’和‘庚辰本’避‘寧’字讳很完全，可定为道光初年以后（约1830年）所抄成”之见。郢书燕说，虽经香港梅节先生举例反驳[[3]]，然刘先生仍换着几家刊物时不时翻炒旧饭[[4]]。既然刘先生郑重其事，反复讨论，学界亦不应熟视无睹。正如余英时先生在与赵冈先生当年争论时所言，“因为许多辩论最后往往流于意气之争，文字的往复常常得不到具体的结果，而只是以韩非所谓‘后息者为胜’的方式来收场。谁发表最后一篇文章，谁就是在争辩中占得上风”[[5]]。下面，笔者就以刘先生近作《己卯本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时期考》一文为中心，考辩其所谈避讳问题之误区，敬请方家指教。
一、雪芹临文不避祖讳
学界诸多论者，常引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一书“雍乾之世，避讳至严”为例以决轻重，然未尽然。但“为尊者讳”乃儒家文化传统，在蒙汉文化交融时期并非千篇一律。譬如，《红楼梦》原作避不避作者雪芹家讳？值得追问。
图表1：庚辰本第五十二回末叶墨笔双行夹批。
追溯起来，新红学史上关注《红楼梦》避讳现象的第一人是胡适先生。庚辰本第52回末“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句下，有双行墨笔夹批云：“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对此，胡适先生说：“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所以避讳‘寅’字。此注各本皆已删去，赖有此本独存，使我们知道此书作者确是曹寅的孙子。（此注大概也是自注；因已托名脂砚斋，故注文不妨填讳字了。）”[[6]]
对于现存庚辰本上“寅”字仍不避讳问题，胡适先生一方面认为是雪芹所写，另一方面又称“因已托名脂砚斋，故注文不妨填讳字了”，前后矛盾，殊不可解。1959年，潘重规表示质疑，“（第26回薛蟠误认唐寅画）这一段话把寅字又写又说，又是手犯，又是嘴犯，如果说避讳的写法，作者便是曹雪芹，那不避讳的写法，作者就断不是曹雪芹了”[[7]]；1978年又提出小说第14回、26回、69回三处“寅”字不避讳，举证“缺写末笔”只适用于引用或抄写，“如果自己写作，那只有设法把忌讳的字避开”[[8]]。1979年冬，唐德刚先生译注中文版《胡适口述自传》一书时，在第十一章“注释（五）”中重申胡适之说并强调：“至于曹雪芹不说‘寅时’，是否是‘避讳’，吾人固不得而知；但是至少那位‘批书人’是如此说的。……低能的‘钞胥’（俗称‘录事’）的抄书工作，是可能一误再误的。”[[9]]
1979年12月，周策纵先生撰文表示附议潘重规之说。“如果说曹雪芹不肯写‘寅正初刻’是为了避讳，而对‘唐寅’的寅字又可以不避，这能说得通吗？”周策纵先生反驳道：“我看更严重的问题还是，把‘唐寅’的寅字还开了那么一个大玩笑，尤其是牵涉到那极不庄重的春宫图。作者在这里大可以用仇英而不必拉出‘我的朋友’唐德刚的贵宗贤来。……至少我们可以说，就‘唐寅’一例说来，《红楼梦》里并不避名叫寅的祖先的讳。”[[10]]庚辰本批者因此而指认此乃作者避讳，也仅是批者的一厢情愿。梅节先生和笔者曾考辩，芹、脂二人时常唱反调，“脂砚斋对《红楼梦》不甚了了，是非好恶亦不同于雪芹”[[11]]，且现存脂本脂批，“因传播频繁、燕石莫辨、残阙不一而讹误衍夺甚夥，亦有因脂砚们不甚了解《红楼梦》主旨与雪芹命意而自以为是的篡改和歪曲”[[12]]。此类故作秘闻之批，不足为信。
然则，曹雪芹果真不避其祖父曹寅名讳么？不妨从两方面论述之。其一曰类比法。原著叙述中凡用钟皆不用干支，唯有用表时才用干支。譬如，第45回宝玉“向怀中掏出一个核桃大小的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第63回“二更以后了，钟打过十一下了”，宝玉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十分了”[[13]]。如果“四下”乃避寅字，难道“钟打过十一下”是避“子”字不成？因此，“钟打几下，只是曹雪芹的行文习惯，非有深意。”[[14]]
2013年刘广定先生亦有类似论述。但私见认为并非范、刘不谋而合。刘先生所称“‘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只是《红楼梦》小说里描写时间的方法之一”[[15]]，虽未注明来源，但从其举证及说理看应为沿袭范文。总之，雪芹临文并不避祖讳。
其二曰反证法。《红楼梦》文本中“寅”字频见，据笔者初步统计，前八十回至少出现4次：第10回“寅卯间必自汗”、第14回“至寅正平儿便请起来梳洗”、第26回“唐寅两个字”、第69回“明日寅时入殓大吉”；后四十回至少出现7次：第86回“甲申年正月丙寅……寅年卯月……今年那里是寅年卯月呢”、第95回“甲寅年……已交寅年卯月”、第106回“同寅相好”、第107回“寅年吃了卯年的租了”。正如范先生所言：“这是作者不避父讳的明证。”[[16]]
此外，雪芹祖辈还有曹宣（荃）之名，然核之《红楼梦》前八十回文本，竟亦直书不讳。譬如第16回“立刻宣贾政入朝”、第40回回目“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等，均不避宣字。
不但如此，雪芹临文亦不避曾祖名讳。早有论者提及，“玺”字见于《红楼梦》第21回所引《南华经》：“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有论者称，在《庄》、《列》中类似含义的文字很多，曹雪芹若避“玺”字，完全可以截取一段或引用其他句子，何必“破玺”辱及祖宗名讳？
按，曹玺祖父曹锡远乃北宋名将曹彬之后，深得宗法社会世族文化浸淫。然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攻下辽阳和沈阳，曹锡远及诸子曹振彦等被俘，后沦为多尔衮旗下“包衣”，“这意味着家族败落，除非有极其偶然的原因获主子同意，其奴隶身份不能改变”[[17]]。可以猜想，此后曹家逐步脱离汉文化圈，慢慢融入满族文化。据考证，天聪四年曹振彦曾为佟养性属下一名训练军队的“教官”[[18]]，天聪八年又归镶白旗，任旗鼓牛录章京，以后曹家随清兵入关。由此可见，汉军旗出身的曹玺子孙不避祖讳，或许是满汉文化交融所致。
在此笔者再提一佐证，供大家参考。北京图书馆藏《续琵琶》残抄本，通常认为系曹寅所作，然在第四出“议立”中有一处“玺”字亦不避讳[[19]]。《续琵琶》残抄本“玺绶”与《红楼梦》中“焚符破玺”均不避“玺”字讳，可互证曹寅家避玺字讳不严[[20]]。
图表2：《续琵琶》第四出“议立“中“玺绶”字样。
尤要指出，关于《红楼梦》第26回“焚符破玺”之“玺”字，经查，仅有舒序本此处“璽”字抄作上“爾”下“王”，似为缺笔讳；其他现存抄本及刻印本均正常书写，不作缺笔字样。按，舒序本，系吴晓玲先生于1938年在北京厂甸“以四十元的代价购得”[[21]]，现藏于首都图书馆。因为卷首序文有落款“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屠维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园氏舒元炜序并书于金台客舍”字样，以及“元炜”、“董园”钤章两方，再结合纸张、墨色等外部特征可以判断，“它是确凿可信的乾隆年间的抄本”[[22]]；而且舒序本还是现存早期抄本中，唯一有直接证据支撑为乾隆年间的抄本。因此，仅有舒序本此处“璽”字作缺末笔讳字，似留有《红楼梦》原稿雪鸿泥爪。但退一步说，亦不能完全排除舒氏昆仲粗心抄误之可能。
图表3：舒序本第二十一回“璽”字下作“王”。
既然雪芹临文不避祖讳、曾祖讳，那么雪芹创作时是否不避父辈讳呢？按，雪芹父辈人有“曹顒”、“曹頫”、“曹順”、“曹顔”、“曹頔”等名，而原著中不见“颙”、“頫”、“頔”三字，无法深入讨论。而“順”字各本均直书不避，如：第1回“孝順儿孙谁见了”、第4回“老爷何不順水行舟”（杨藏本作“順水推舡”）、第16回“順便织来孝敬”（舒序本作“順便好带来孝敬”）、第40回“从老太太起，順领下去”（舒序本作“顺令”）、第102回“有几个推順水船儿”；但例外的一处是第46回“只知承順贾赦”[[23]]。再如“顔”字各本亦直书不避，如第10回“倍增顔汗”（程甲乙本作“倍增汗顔”）、第17回“必有佳作新题以顔其额”、第40回“顔鲁公之墨迹”。
以上种种，足证雪芹临文并不严避家讳。
二、雪芹临文避国讳较严
雪芹创作《红楼梦》并不严避家讳，而避国讳则较严。具体地说，《红楼梦》中玄（康熙）、禛（雍正）、弘（乾隆）、琰（嘉庆）、寜（道光）和琏（端慧太子）字等清室帝王名讳，前三代各本作缺笔讳或代字讳，而后三代均不避。
关于禛字避讳问题，学界争议不已。《红楼梦》第15回“赖藩郡餘禎”句末二字，程甲本作“餘禎”，程乙本改作“餘恩”。甲戌、甲辰、蒙府本作“餘禎”，而己卯、庚辰本作“餘貞”，舒序、列藏本作“餘廕”，南图、戚序本作“提擕”；唯杨藏本作“餘禛”。
刘广定先生称“禎”字犯雍正庙讳，非是。雍正帝本名“胤禛”，康熙间有学者王士禎，传刻其书者曾因此皆改作“王士正”，而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奉谕旨追赐今名”，作“王士禎”[[24]]，可证此后禎字亦视为避禛之代用字而已。尤其是在一种续书《增补红楼梦》中，更有贾门后人叫“贾禎”之名，多次出现而直书“禎”字，可为佐证[[25]]。诚如张之洞《輏轩语》卷一“敬避字”条云：“（世宗宪皇帝）下一字左从示右从真，用禎字恭代。”而范志新先生谓杨藏本作“禛”，“所据当是曹著原貌”云云，大谬。按，杨藏本应为脂本与程本的混抄本，“实乃抄自程乙本的一种后期抄本，而不是相反，更不是程高刊本的前身”[[26]]。各种现存《红楼梦》版本中，唯杨藏本作“禛”不避讳，程乙本更是换字避讳，亦可佐证杨藏本之晚。
关于琰字问题，比较简单。因《红楼梦》作于乾隆期间，故不避琰字。如第1回“炎夏永晝”、“烈日炎炎”（舒序本作“烈焰炎炎”）等均直书不避。至于琏字避讳问题，刘广定先生引《清皇室四谱》，称“（乾隆三年）十一月追赠为皇太子，谥端慧，后功令讳其琏字”，可证。范志新先生据道光二十六年刊黄本骥《避讳录》卷一“下一字从玉从连，应试诗文不得用，士子不得以此命名”，推论避讳仅仅在“功令”与“应试诗文”情况下避讳作“连”字，此外抄录小说、民间创作等不避，自然不能怪罪。因此原著中有“贾琏”等。
关于“寧”字避讳问题，则比较复杂，不能不提“梅刘之争”。前文已述，最初刘广定先生发表《<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一文，认为多种《红楼梦》抄本抄成于道咸年间。其主要理由是：一、“绵寜”是道光帝御名，而己卯、庚辰本避“寧”字讳很完全，可定为道光初年以后（约1830年）抄成；舒序本是配抄本，序文、题辞和总目录可能是乾隆五十四年的原件，但正文不避“寕”字，大部分内容是道光初年抄成；甲戌、甲辰、列藏本，因避“寕”字不完全而可能是道光初年抄成。二、“?”（命）、“?”（殿）是十九世纪中叶广东地区里的抄书刻书特殊字体，而己卯、庚辰本里多次出现，则己卯、庚辰本也是在1850年前后抄成的。[[27]]
2000年，梅节先生撰写《评刘广定先生<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兼谈<红楼梦>版本研究中的讳字问题》一文，证明宋元以来一直到康乾时代，“寧”、“寕”二字一直混用。此“评文”认为：一、“寕”字乃民间流行已久的“寧”的简化异体字，多次出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不能视为“寧”的讳字。二、“?”、“?”两字见于《宋元以来俗字谱》中，亦见于梅宅五种宝卷刻本，实乃通行的俗体字，“不能作为《红楼梦》抄本断代的依据”。[[28]]
图表4：《宋元以来俗字谱》，第二一页寕字。
图表5：《宋元以来俗字谱》，第一页“?”字。
图表6：《宋元以来俗字谱》，第一二八页“?”字。
平心而论，梅文举证详实，反驳有力，但刘先生不接受，予以《再谈<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敬答梅节先生》一文进行答辩。在此“敬答”文中，刘先生就“寕”是否俗写论道：
“《红楼梦》抄本以‘?’代‘寜’为何不是俗写而是避讳呢？拙见以为如果抄书的人已惯用俗写的‘?’则不会同时出现非俗写的‘寜’，但如果原已习写正体‘寜’，因避讳改用‘?’时，则可能因偶尔忘记仍写成‘寜’。”[[29]]
其实，三年前《明清小说研究》转发此文时刘先生已加“转载后记”云：
“浅见以为，如果抄手已惯用俗写的‘寕’则不会偶而出现非俗写的‘寧’字。但如抄手原先习惯写正体的‘寧’，因受避讳的限制而改成‘寕’时，则很可能因不习惯而仍写成‘寧’。”[[30]]
对比前后文字，除了改易几个无关的字眼外，论述的意思没甚变化。但接下来，刘先生打起了太极，“因梅先生所举之例大多是十八世纪或更早的本子”，“难以判断这种用法是否曾一度少人采用，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又重新流行之可能”，须再找其他“佐证”[[31]]。言下之意，梅先生必须再举证据，应是十九世纪上叶（1800-1830年左右）的抄本或刻本书上有“寕”字例，即道光元年之前的书证，否则不能证明乾嘉时代依然在用“寕”字。
前文已论及，梅先生此后不再回应，让人大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之慨[[32]]。不过，时断时续地仍有人发文商榷。仅笔者目前所见，骆宝萍女士就支持刘先生“敬答”一文，认为：“刘先生所言合情合理，如果抄书的人已惯用俗写的‘?’，则不会同时出现非俗写的‘寧’。但如果原已习写正体，因避讳而改用‘?’时，则可能因偶尔忘记仍写成‘寧’。须知善忘乃人之常性，古今皆同。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同意刘广定先生的看法，认为庚辰本的抄成年代应是1850年前后。除非后人再有其他发现，自又当别论。”[[33]]
骆文信从刘说，然又留有余话，那就是上引文末句。实际上，“后人其他发现”，就是乾嘉时代坊间仍混用寕、寜、寧字（详细举例见下节）。嘉庆时代的坊间钞胥，不可能预知“绵寜”成为将来的帝王而避讳，因此即便在十九世纪上叶的乾嘉时代，“寕”字乃是临文常用字，而非道光讳字。
而苏州大学的范志新教授则连发两文声援梅先生。除了梅先生已经举证的五种宝卷资料以及《宋元以来俗字谱》外，范先生还举证了一些正统诗文的刻本出现的“玄”、“炫”、“弘”以及“寍”、“寕”、“?”等字，书证时代涵盖“从康熙到乾隆初期的二、三十年间”[[34]]。如玄字不讳例，迟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杨氏儒缨堂重刻汲古阁本《文选》之玄弦絃、烨晔、弘等字“皆不改避用代字，也不缺笔”[[35]]；寕字不讳例，迟至道光五年（1879年）刊本《小谟觞馆诗集注八卷》“宁武关”、“宁武军”均作“寕”字。而异体字“?”，在《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中多有出现，其来自远，“约十六、七字，作寕者有六处，达三分之一”[[36]]。在《说玄道宁——也论甲戌本的抄写年代》一文中，还具体地讨论了《红楼梦》抄本中“禎”、“寍”、“琏”字并非讳字[[37]]。几年后，也许是因为看到刘先生继续翻炒旧说，范先生又撰写《〈红楼梦〉避讳谭——兼论清初避讳》一文，以寅、弘、琏等字为中心，再论曹雪芹原书不避家讳国讳。
毋庸置疑，范先生商榷文证据充实，论述清晰，在梅刘之争中起到了致胜千里的作用，但瑕疵和遗憾亦在所难免，其个别观点笔者持有保留意见。比如，范文书证大都不在刘先生所期待的十九世纪上叶这一段时间，如无实物“佐证”，仍难让刘先生最终放弃旧说。
正因此，刘广定先生至今仍在重复“寕”字乃道光帝讳之见，最近推出的《己卯本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时期考》一文仍以“寕”字为抄本断代“标配”，重申“己卯本抄成时代在道光年间或咸丰初年”之说，并最新认定蒙府本《石头记》抄本后四十回避寜讳不彻底“推测其可能抄成于民国初年”[[38]]。此说偏见至极，且涉嫌为“程前脂后”说张目，更贬低了己卯本等《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岂可任由流布，迷惑后学。
三、乾隆初期避讳宽松而晚期“避讳至严”
为了方便行文并具有针对性，笔者以刘广定先生《己卯本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时期考》一文论述为答辩先后次序。
该文第一节“前言”属于概述，无用多论，第二节“抄成时期考”才是论述的核心部分。刘先生先从道光帝御讳说起，并举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和咸丰四年的两条谕旨，证明自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到咸丰四年，“旻寧”的法定避讳字为“寕”，也有用其缺笔字“?”的，咸丰四年起才改用“甯”[[39]]。此说非是，几年前梅节先生就已反驳道：
“平实地看，现存本子都避康雍乾庙讳，只有彻底（如有正本和程本）、不够彻底（偶犯讳如己卯本）和很不彻底（质量差的民间抄本如甲戌本）之别。戚序本和程高本所以彻底避讳，是因为他们的官僚身份。食官禄，讲官话，避不避讳，成为他们对王朝及其最高统治者是否忠诚的标志，不能不小心从事。民间抄本所以不彻底，因为‘写字的’多处于下层，他们既不是作者，本子也没有留下名字，他们对文中那些缺笔字并不太经意。”[[40]]
对于梅先生所称程高刻印本避讳彻底之论，有人不以为然。2006年王毓林（一作王玉林）先生列举程甲本中十五例应避康熙名讳之处，“只有十一处避讳，四处不避讳，讳字率只有73%”[[41]]；2011年邱华东先生举程甲本不讳四例，证明“‘正宗真本’的《程甲本》也存在不避讳的地方”[[42]]。
归纳起来，除去重复举例，王、邱二人所举不讳例仅有六个。举证基本属实，当无异议。不过，由此推论《红楼梦》刻印本亦避讳不严，却是误导。所谓“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并非普天之下一无漏网之鱼。实际上，程甲本这六处漏网之鱼，除了卷首第二十三幅女乐图后“絃管无情”为草书镌刻不易改动外，其余五例，在程乙本上悉数避讳[[43]]：
程甲本第6回第7叶作“頭暈目眩”（沈甲本P228），程乙本作缺笔讳“”（书店乙本P38）；
程甲本第10回第3叶作“眼神發眩”（沈甲本P317），程乙本改字作“神也發湼”（书店乙本P61）；
程甲本第11回第2叶作“今日頭眩的略好些”（沈甲本P334），程乙本“眩”字改作“暈”（书店乙本P65）；
程甲本第40回第2叶作“五彩炫耀”（沈甲本P1047），程乙本改作“熌灼”（书店乙本P249）；
程甲本第82回第9叶作“還説是續弦”（沈甲本P2277），程乙本作缺笔讳“”（书店乙本P563）。（按：以上各例，东观阁本同程甲本亦不避讳）
由上可见，程乙本讳字率达100%。而程甲本非不为也，实乃力所未逮，程伟元、高鹗二人在短短七十天内重修程甲本，必然是将七十三万余字的大文复核一过，并全部改作避讳字样。工程浩繁，毋庸置疑，而其何等谨小慎微，又可想而知矣。
而如今，治避讳学者习以程甲本亦未完全避讳而谓乾隆朝避讳不严，谬矣。笔者认为，乾隆初期讳律委实松弛，无怪乎己卯、庚辰、列藏本等早期抄本，避讳并不严[[44]]。但是，之所以如此文网宽松，也许是因为乾隆帝即位初期政局不稳，故行怀柔政策。但自乾隆四十一年后始出现文字狱命案，即王锡侯《字贯》案，风声日紧。在四十二年十月初七谕旨中，因李扁《济南集》“汉彻方秦政”、《北史·文苑传》“颉颃汉彻”之句，乾隆帝对四库馆臣痛加训斥，“此是乾隆讳制由宽转严的标志”[[45]]。晚年的“十全老人”文字狱迭兴，几乎达到疯狂、残酷与荒唐的地步，“更是至于各地官吏则更杯弓蛇影，宁避勿犯，以求无过了”——这才是“避讳至严”时代。由此，。
四、《红楼梦》东观阁本不避“寕”字
凭心而论，抄本外部形态不定，抄写又讹误百出，因此从抄写那一刻起就基本处于半开放状态，其原貌是否可能业已被后人涂抹得面目全非亦不得而知。譬如，早期学界看到的胡适之甲戌本影印本，“玄”字都有末笔“、”，不避康熙庙讳，由此而引起版本真伪之争。2006年，冯其庸先生等用高倍度的放大镜观察，“却发现这个本子上不避讳的‘玄’字的一点是后人加的，墨色和笔法都与原迹不一致……准确地说，甲戌本‘玄’字是避讳的，是与己卯、庚辰等乾隆抄本的避讳是一致的”[[46]]。
相对抄本而言，刻印本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从成型那一刻起，它就不易被外人涂改或破坏，版本的面貌、外部形态及成书时代相对固化。正因此，为了避免纯属口舌之辩，下面以乾隆程高本及嘉庆辛未东观阁本等为参照系，检视寕、寜在嘉庆时代的刻印本上的呈现状态，证明“寕”、“?”二字仍在十九世纪上叶的刻本上频繁出现。
细究起来，作为俗体字?或寕，其早在明清通俗小说中频频出现。梅节先生早已指出，据明朱祖玮《骈雅》记载，“寕”字最早见于汉严助《道德指归论》，而异形字“?”在《宋元以来俗字谱》中亦见。按范先生举例，寕字部首丁上一横上移作?字样，亦多见于《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其来自远。凡此种种，皆可破“寕为道光帝讳字”说。不过，最为关键的反证，却正是在《红楼梦》刻印本上。
刘先生“抄成时期考”一文第三节称：“笔者前以避讳字讨论传世之《红楼梦》或《石头记》抄本抄成年代时，即因己卯本中之‘寧’皆作‘?’，避‘寧’字讳很完全，可定为道光初年以后所抄成。”[[47]]并新举第10回一句两处宁字，证明己卯本中之“?”字确为避讳字，而非“寧”的俗写。其罗列情况，归纳如下：程甲乙本、东观阁本、有正本、戚宁本，两处均作正体字“寧”；甲辰本、舒序本、蒙府本、杨藏本、列藏本、卞藏本、庚辰本，两处均作讳字“?”；己卯本一作“?”，一作“”[[48]]。
殊不知，刘广定先生不察。其所列诸本异形字中，有关东观阁本的异文举证有误。而东观阁本还是一个关键的书证版本，即正是刘先生反复请对方举证的十九世纪早叶的刻本。
按，东观阁本分白文本和评点本，前者为嘉庆初期初刻本，后者为嘉庆辛未重刻本（1811年）及其嘉庆己卯翻刻本（1819年）。笔者所用东观阁初刻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东观阁梓行》，系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底本为胡天猎叟韩镜塘藏本；所用东观阁重刻本《嘉庆辛未重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东观阁梓行》，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底本为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本。经查，东观阁白文本两处确实作正体字“寧”[[49]]，但东观阁评批本两处却均作异体字“?”[[50]]。如下图：
图表7：东观阁重刻本牌记“嘉庆辛未重鎸”（1811年）。
图表8：东观阁重刻本第10回第2叶下，作异体字“?”，p328。
图表9：东观阁重刻本第10回第2叶上，作异体字“?”，p327。
图表10：东观阁初刻本第10回第2叶上，作正体字“寧”，p247。
按，《红楼梦》原本就是围绕宁荣府为叙述主线铺排故事，故此原著中宁国府、宁国公等词汇出现的频率颇高。即便在东观阁本上，“寧”字的正体字、简写字或异体字，亦屡见不鲜。下面不妨举十例，请读者分辨。
例证一、第2回第5叶，东观阁初刻本作：
這榮寧两府……當日?榮两宅……街東是寧國府……這寧榮两宅………當日寧國公………寜公居長……?國公死後……
图表11：东观阁初刻本第2回，二作正体字一作异体字，p37。
图表12：东观阁初刻本第2回，三作正体字一作异体字，p38。
例证二、第2回第5叶，东观阁重刻本作：
這榮寕两府……當日?榮两宅……街東是寕國府……這?榮两宅………當日寧國公………?公居長……?國公死後……
图表13：东观阁重刻本第2回，三个异体字两种写法，p117。
图表14：东观阁重刻本第2回，三个异体字一种写法，p118。
例证三、第5回第10叶，东观阁本初刻、重刻均作：
適從?府經過偶遇榮?二公之霊……
图表15：东观阁本第5回，两个异体字一种写法，左图重刻本，p205，右图初刻本，p125。
例证四、第13回第1叶，东观阁本初刻、重刻均作：
王熙鳯協理寧國府……
图表16：东观阁重刻本第13回，作正体字写法，p383。
例证五、第14回第4－5叶，东观阁本重刻作：
?府諸媳婦……（p409）
彼時榮?两處……於是?府中人……（p412）
——以上，东观阁本初刻均作正体字“寧”（p329、p332）。
例证六、第14回第9－10叶，东观阁本初刻作：
第三棚是西寧郡王的祭……（p340）
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等……（p341）
例证七、第14回第9－10叶，东观阁本重刻作：
一等寕國公……榮寕二家……西寕郡王之孫……（p419）
第三棚是西寕郡王的祭……（p420）
一時只見寕府大殯……早有寕府開路傳事人等……（p421）
例证八、第53回第13叶，东观阁本重刻作：
元宵将近?荣二府……带領荣?二府各子侄孫媳等家宴……（p1511）
——以上，东观阁本初刻均作正体字“寧”（p1435）。
图表17：东观阁重刻本第53回，一种异体字写法，p1511。
例证九、第54回第16叶，东观阁本初刻、重刻均作：
七七日一早，又過寜府行禮伺候……
图表18：东观阁重刻本第53回，一种异体字写法，p1548。
例证十、第64回第1叶，东观阁重刻本作：
至寕府夹路看的何止数萬人……寳玉亦每日在寕府穿孝……
——以上，东观阁本初刻均作正体字“寧”（pp1469-1470）
图表19：东观阁重刻本第64回，一种异体字，左图p1546，右图p1545。
由上可知，不论东观阁本初刻本还是重刻本，除了有正体字“寧”，还有三种异体字写法：“寜”、“寕”、“?”。而翻检东观阁本，从首到尾未见“甯”字样，道光壬辰本倒是出现“甯”、“寗”混用字样。
其实，在乾隆早期的雪芹创作时代，“寕”、“寧”二字已通行不悖。譬如，乾隆辛未十六年抄成之铸雪斋本《聊斋志异》卷一之《婴宁》，标题及全文宁字处，均作“寕”字[[51]]。不宁唯是，其他嘉庆年间《红楼梦》翻刻本上，亦出现三种异体字混用之例。
例证一、嘉庆间善因楼刊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52]]。其总目第七回下联作“寧國府贾玉會秦鍾”字样，正文标目第七回下联亦作“寧”字样，其他如第十一回上联作“慶壽辰寧府排家宴”字样、第五十三回上联作“寧國府除夕祭宗祠”字样；而总目第一百二回上联作“寕國府骨肉病災祲”字样，第一百五回上联作“錦衣軍查抄?國府”字样。图录如下：
图表20：善因楼本扉页。
图表21：善因楼本总目第七回、十一回作“寧”字样。
图表22：善因楼本第二回均作“?”字样。
善因楼本正文刻字亦混用“宁”字，如第2回作：“這榮寕两府……當日?榮两宅……街東是寕國府……這?榮两宅………當日寧國公………?公居長……?國公死後……”字样，其中行间批亦作“榮?門第之大”字样；第5回作“適從?府經過偶遇榮?二公之霊”字样，均同于东观阁重刻本。
例证二、嘉庆间宝兴堂本《全部绣像红楼梦》[[53]]。该书牌记明确题写“嘉庆丙寅新刻”字样，嘉庆丙寅即嘉庆十一年（1806年）。该嘉庆刻本亦存在寕、寕字混用之例，譬如总目第七回下联、第一百零二回上联、第一百零五回上联等，均作“?”字样。
图表23：宝兴堂本《绣像红楼梦》扉页。
图表24：宝兴堂本总目第七回作“?”字样。
图表25：宝兴堂本总目第一百零二回作“?”字样。
图表26：宝兴堂本总目第一百零五回作“?”字样。
此外，嘉庆间刊本《绣像红楼復梦》[[54]]。卷首署名“武陵女史月文陈诗雯拜读”序言中，有“月老留心，绝世?真命薄”之句，亦作“?”字。
综上可见，嘉庆年间的东观阁本、善因楼本、宝兴堂本《红楼梦》刻本中，已大量出现寜、寕、?三种异形字混用之例。顺便指出，正体字“寧”的现代简化字作“宁”，倘若因出现此“宁”字而武断地认为非现代抄本不可，则不免大误[[55]]。
五、不能证明蒙府本补抄于民国初年
作为一部120回全本而言，蒙府本《石头记》抄本从上世纪60年代面世起至今，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红学家冯其庸、林冠夫、朱淡文、胡文彬、沈治钧等十余位先生曾进行了深入考辨，廓清了一些误区，确认蒙府本补抄部分文本应来源于程甲本。但近年以来，关于蒙府本配补部分来源问题受到挑战，看朱成碧的“刻印本前身说”一度蹿红。譬如，夏薇先生称“通过比对可知，以往学界皆认为蒙本前80回后补部分是照抄程本的看法是不完全正确的……本文证明，蒙本这部分文字不仅不是来自程本，却更为接近脂本系统的本子”云云[[56]]；曹立波、张锐先生亦称“蒙府本后40回的文字并非抄自程甲本，而具有自身的原始面貌”，“它是属于程甲本系统的另一种《红楼梦》120回抄本”，“它应是一个保留了较多原始性文字的手抄本，对于研究程甲本、杨藏本，乃至《红楼梦》后40回的成书和修订过程都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云云[[57]]。两文举例论述蒙府本补抄部分与程甲本有大量异文，认为应该抄自不同于程甲刻本的“另一种《红楼梦》120回抄本”。
对此，笔者不予苟同，曾撰写《蒙府本<石头记>补抄之底本重考》[[58]]一文给予分段讨论。结论是蒙府本卷首程伟元序录自嘉庆刊印之藤花榭本，而非前人认为的抄自程甲本，为前人所未曾发现，此其一。其二，论述蒙府本第57回-62回、第81回-120回和第67回抄自程甲本及其翻印本，否定了夏薇等所谓“（蒙府本补抄部分）底本是脂本和程本之外的抄本”之说[[59]]。以上两点均是发前人所未发，而刘广定先生却一则曰“并无新意”[[60]]，再则曰“限于篇幅”不讨论云云，实乃让人费解，不赘。
那么，刘广定先生所谓的“（蒙府本后四十回补抄）推测其可能抄成于民国初年，其证据何在？刘先生举证有二：
其一，蒙府本第119回页十五下及页十六下两用“寕”字，“避讳不彻底”[[61]]。这一点无需赘述，前文已举十例说明嘉庆十六年东观阁本也出现过，因此并不能就此判定它必然成书于道光元年之后。
其二，刘先生称，“章回小说每卷含二（原文漏“回”字）或多回，又使用连续页码，主要可能是清末及以后的体例”，而“蒙府本后四十回的中缝显示有半数（第八十五至九十六回，第一百一至一百零八回）用五组（每四回成一组）连续页码”[[62]]。结合第一点两个未避寧字讳，于是刘广定先生推测蒙府本“抄成时代可能已是民国初年”云云。
前半句的结论，用的是归纳法，而选取的典型样本仅仅两个：一是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之《妙复轩本石头记》，刘先生称其底本“极可能是某书局在光绪后期或更迟之重印本”；二是上海舒屋山房出版的光绪三十四年序刊本《评注金玉缘》。笔者手边就有一种《增评全图足本石头记》[[63]]，也是每卷内连续编页码，但是每八回成一卷，凡十五卷，而它也并非民国初年成书的。
且不论这几种刊印本是否代表了清末民初一时的出版风潮，即便如此流行每卷含多回、卷内几回连续编码的章回小说，那么这一风潮缘起于何时何代？惜乎刘文付之阙如。就像论述“寕”字讳一样，刘广定先生并没有任何资料支撑，亦无任何文献溯源。仿佛不证自明，其实想当然耳。
回顾起来，更早的反证正是刘先生所举的首例，而他却疏忽了。其举例的“每卷内含多回、几回连续编码”的宝兴堂本《红楼梦》，原本就是“嘉庆丙寅刻本”，即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本。其下距民国元年（1912年）已有百余年。
反证之二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嘉庆丙子二十一年（1816年）刊《新刻奇书》大堂藏版，为嘉庆时一种《词话》的缩减本，亦是卷内分回、几回一起连续编码，譬如卷一包括第一至六回，统一编码为第一至十八叶。
图表27：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嘉庆丙子二十一年刊《新刻奇书》卷一，第五至六回，连续编叶码为“十六”至“十七”。
如按照刘先生的逻辑推论，宝兴堂刊本《红楼梦》、济水太素轩刊本《奇书》都要穿越百年之后才能刊刻，那岂不成了明版康熙字典了么。
图表28：嘉庆丙寅刊宝兴堂本《红楼梦》卷一，第六回首二叶：第一页编码作“十九”下，第二页编码作“二十”上。
由上可证，刘广定先生根据某抄本版心叶面编码具有连续性而推断其抄成于民国初年，并无逻辑严密性。此说不足信，亦不足为训。
其实，仅以异形字去推断版本时代之先后，红学界代不乏人，然终究因其识见不足，概难凭信。譬如，早年夏薇据抄本出现解的俗体字“觧”而论定其为脂本抄写特征，其实“觧”字在明清小说刻本、抄本中常见，《宋元以来俗字谱》亦曾举例，在乾隆辛未抄本铸雪斋本《聊斋志异》、万历丁巳刻本《词话》等上俯首即是。近年，又有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林同华先生在其800余页专著《圆梦：<红楼梦>密码》一书[[64]]，曾用几百页文字近百处文本例子论证，根据现存十几种《红楼梦》抄本和程高印本中，都有异体字“贪”字，即“貪”字中多一点“丶”之写法，是判别《红楼梦》版本真伪性的“唯一鉴定的密码”：“‘贪’字多一点既不是异体字，也不是错别字，而是曹雪芹特意设计的字谜，是标志着曹雪芹著作权的特别密码”，“这不是从思想性、艺术性来证明，而是从纯粹的技术性的角度，考证曹雪芹一百二十回著作权的唯一标志。”[[65]]
其实，林先生此说实乃偏见。因为其宣称的程甲本“‘贪’字为摆字活字版多一点，这是我们见到的古代书刊印刷体唯一的一种”[[66]]，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影印的东观阁本，其中的‘贪’字却全部是正体字”云云[[67]]，其实并非事实。经笔者查证，“今”下多一点之“”字，不但在十几种抄本中大量存在，而且在东观阁本（包括初刻本和重刻本）中，至少呈现三种写法，即正字“貪”，异形的有“今”字头多一点的“”字。
东观阁初刻本作正体的“貪”字，如第78回第18叶“柳眼之貪眠”[[68]]、第81回第13叶“只是心野貪頑”[[69]]、第82回第1叶“别一味的貪頑”[[70]]、第92回第7叶“就是貪圖銀銭”[[71]]；又有作“令”字头之“2回第2叶“才干优长，未候[[72]]、第5回第13叶“驕奢[[73]]、第10回回目“金寡妇[[74]]、第94回第5叶“又是[[75]]、第117回第13叶“只是[[76]]，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图表29：东观阁初刻本第10回回目，贪字作多一点“、”字样。
图表30：影印陈其泰批校本附录之杜春耕藏程乙本第94回，两个贪字均作多一点“、”字样。
图表31:东观阁初刻本第117回第13叶，两个贪字均作多一点“、”字样。
而东观阁重刻本中，既有作正体的“貪”字，亦有作“今”字少一点之“5回第13叶“驕奢[[77]]、第117回第13叶“只是[[78]]，等等。
图表32：东观阁復刻本第117回第13叶，两个贪字均作少一点“、”字样。
不但程高印本和东观阁本大量出现“令”字头之“1800-1864）亦用“令”字头之“94回第4叶“又是[[79]]。
图表33：桐花凤阁补抄之第94回第4叶，“貪”作令字头字样。
其实，远在《红楼梦》写作之前的雍正时代，官方刻书《大义觉迷录》（雍正帝编撰）已经出现“令”字头之“
图表34：哈佛大学藏雍正帝编撰之《大义觉迷录》卷一之第三十叶貪字。
综上可证，无论贪字何样写法，都是雍、乾、嘉时代的通用字，出现“令”字头之“”字，并非“标志着曹雪芹著作权的特别密码”。
六、小结
由上所论，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通过本文大量举证，可见嘉庆年间刊刻之《红楼梦》东观阁本、善因楼本、宝兴堂本等诸本中已大量出现“寜”、“寕”、“?”混用现象，因此“寕”和“?”字在十九世纪上叶就是坊间通用字，并非避道光名讳也。同理，抄本或刻本上出现异体字“”，并非曹雪芹个人手笔的“文字密码”，更非“标志着曹雪芹著作权的特别密码”。
（2）刘广定先生以“寕”或“?”字为举证对象，所谓己卯本抄成于道光年间或咸丰初年、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于民国初年的观点，难以成立。仅依据抄本上呈现“寕”或“?”字，而武断地判定必为道光元年之后所抄，于史料文献无征，逻辑上亦大谬。
（3）“寕”或“?”字不能成为版本断代的关键证据，甚至于连佐证也不够资格。不能仅仅依据《红楼梦》舒序、杨藏、列藏、蒙府本等偶尔呈现“寕”或“?”字，甚至于己卯、庚辰本全书悉用“寕”字，而断定诸本成书于道光元年之后或者民国期间。至于以上诸本究竟抄写在何时何代，尚需其他证据支撑才可做出科学、准确之判断。
（甲午小寒日初稿，乙未惊蛰日定稿，雪窗）
后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大陆红学家胡文彬先生，香港红学家、金学家梅节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先生等惠赐资料，特此鸣谢。（原载《红楼梦研究辑刊》第十辑）
[[1]]沈治钧：《再谈甲戌本附条》，原载《红楼梦研究辑刊》第9辑，华语文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308—325页。原文作：“须知，甲戌本是海内孤本，‘新红学’的葵花宝典，胡适之的枕中秘籍，珍贵之极的古籍文献。1948年仲冬，胡适仓皇逃离北平城，除父亲的遗稿之外，他随身携带的唯一的一套书籍即此甲戌本。”
[[2]]刘广定：《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台北：《国家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1期，第165-174页；转载于《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附“转载后记”，第124-135页；又见于《化外谈红》，台湾：大安出版社，2006年，第123-139页。
[[3]]梅节：《评刘广定先生<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兼谈<红楼梦>版本研究中的讳字问题》，《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繁体字版），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6月，第253-270页。该文初载于《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辑，第234-249页。
[[4]]刘广定据“寕”为避讳字而论证《石头记》己卯等抄本系道光年间或其以后抄成之说，笔者初步统计，还有如下五篇：《己卯本石头记重探》，台北《国家图书馆馆刊》2000年第1期，又载《化外谈红》，第169-196页；《再谈<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敬答梅节先生》，《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辑，第217-221页；《<红楼梦>的版本和续书》，《红楼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284—316页；《己卯本<石头记>之研究》，《红楼梦研究辑刊》第3辑，香港：作家书局，2011年12月，第1-22页；《己卯本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时期考》，《曹雪芹研究》2014年第4期，北京：中华书局，第66-76页。
[[5]]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2月，第62页。
[[6]]胡适：《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作于1933年1月22日，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手稿），宋广波编校《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75页。
[[7]]潘重规：《红楼梦新解》，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年3月，第1-5页。
[[8]]潘重规：《红学六十年》，台湾：《幼狮文艺》第48卷第1期，1978年7月，第14-16页。
[[9]]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244-245页。
[[10]]周策纵《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月，第281-282页。
[[11]]梅节：《曹雪芹、脂砚斋关系发微》，《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收录于《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繁体版），第295-323页。据文末作者自注，“收录本书曾恢复被删去的文字并作校补”。
[[12]]陈传坤：《<红楼梦>版本“二元论”诠考——以第五回“悲金悼玉”与第二十二回宝黛钗谜诗为中心》，《文学与文化》2014年第3期，第4-13页。
[[13]]范志新：《〈红楼梦〉避讳谭——兼论清初避讳》，《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80页。
[[14]]范志新：《〈红楼梦〉避讳谭——兼论清初避讳》，第80页。
[[15]]刘广定：从《〈红楼梦〉作者不避讳谈起》，《读红一得》，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第75-85页。
[[16]]范志新：《〈红楼梦〉避讳谭——兼论清初避讳》，第81页。按：曹寅乃雪芹祖辈，非父辈，故范先生笔误，应作“作者不避祖父讳的明证”。
[[17]]朱淡文：《红楼梦论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5页。
[[18]]冯其庸：《<;碑“教官”考论》，《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5辑，第5-36页。
[[19]]、赵建伟笺注《续琵琶笺注》(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0月，第261页。
[[20]]府宪展先生曾指出：“‘玺’字为曹寅父讳，从音、义上说，此字如讳尽可用其他字代替，但要反过来，从这几个字而改成‘玺’，则有悖情理，也颇需费些心思的。直呼不讳，对其先人无所顾忌，天下之人尽可，独曹寅不可也。所以现存之《续琵琶》并不避讳曹寅父讳，岂能为曹寅自作耶！”（府宪展：《今传本<续琵琶>不是曹寅所撰》，收入《中国古代戏曲论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4月。）对此，赵建伟先生解释说：“第四出偶尔出现一次‘玺绶’字样，可能还是抄写的人忽略了。”不过，胡、赵二先生又称《续琵琶》有六处“传国宝”字样是严格避家讳的：“在第十出《夺宝》中六次出现‘传国宝’字样，《三国演义》第六回‘匿玉玺孙坚背约’多次出现‘传国玺’三字在《续琵琶》抄本中一律改为‘传国宝’，这是避曹寅家讳的显证。”（、赵建伟笺注《续琵琶笺注》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0月，卷首“笺注说明”）但笔者查证，在毛评本、钟评本《三国演义》上，此处确实作“传国玺”字样，但在叶逢春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上却见“传国宝”、“传国玺”混用，可见“传国宝”字样于明代本子上已有。《续琵琶》抄本上“传国宝”字样，未必因避曹玺讳而改。
[[21]]杨乃济：《吴晓铃先生记购得“舒序本”之经过》，《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2辑，第345页。
[[22]]刘世德：《解破了〈红楼梦〉的一个谜》，《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1月，第89页。
[[23]]按：“只知承顺贾赦”一句，各本异文，甲戌、己卯、舒序本缺此回。甲辰、庚辰、列藏、杨藏、戚序、南图、蒙府作“承顺”。程甲本亦作“承顺”，而程乙本独作“奉承”。未知是否系程乙本重排活字时“复集原本”参照而改回避“顺”字讳，待考。
[[24]]四库全书研究所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六三•吏部十九•传记类存目五“古欢录八卷”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月，第876页。谕旨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302页。
[[25]]（清）琅缳山樵：《增补红楼梦》道光四年甲申（1824）本衙藏版刊本，详见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古本小说集成•增补红楼梦》第二十八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709页、710页、713页等。
[[26]]陈传坤：《蒙府本<石头记>补抄之底本重考》，《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4辑，第83-85页。亦可参见陈庆浩、蔡芷瑜：《蒙府本<红楼梦>后四十回版本研究——以杨藏本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19页。
[[27]]刘广定：《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第130页。
[[28]]梅节：《评刘广定先生<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兼谈<红楼梦>版本研究中的讳字问题》，《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繁体字版），第256页。
[[29]]刘广定：《再谈<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敬答梅节先生》，《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辑，第219页。
[[30]]刘广定：《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第135页。
[[31]]刘广定：《再谈<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敬答梅节先生》，第219页。
[[32]]范志新参与梅刘之争时，在《说玄道宁——也论甲戌本的抄写年代》一文中亦称“况《再谈》一文未见回响”。（载韩国大邱大学《人文科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41页）。2015年1月10日，笔者通过电话向梅先生本人核实，其回答说：“是没再写文章回应，不值得回应。”
[[33]]骆宝萍：《<红楼梦>俗字探研》，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3-15页（登录时间：2014年12月18日）：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335-1011169990.htm。
[[34]]范志新：《说玄道宁——也论甲戌本的抄写年代》，韩国大邱大学《人文科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41-49页。
[[35]]范志新：《说玄道宁——也论甲戌本的抄写年代》，第42页。
[[36]]范志新：《说玄道宁——也论甲戌本的抄写年代》，第45页。
[[37]]范志新：《说玄道宁——也论甲戌本的抄写年代》，第44-47页。
[[38]]刘广定：《己卯本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时期考》，《曹雪芹研究》2014年第4期，北京：中华书局，第66页。
[[39]]刘广定：《己卯本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时期考》，《曹雪芹研究》2014年第4期，北京：中华书局，第67页。
[[40]]梅节：《评刘广定先生<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兼谈<红楼梦>版本研究中的讳字问题》，《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繁体字版），第259页。
[[41]]王玉林：《以避康熙名讳不严格而否定<红楼梦>脂本系统的观点不能成立考》，《红楼》，2006年第3期，第49页。该文见于网站（登录时间2015年1月12日）：http://www.cqvip.com/Main/Detail.aspx?id=22907714。
[[42]]邱华东等：《关于“脂伪论”考证的讨论——选自抚琴居红楼梦文学社区》，《红楼梦研究辑刊》第3辑，第317页。
[[43]]笔者核对所用《红楼梦》程甲、程乙本均为影印本，非原本。所称沈甲本，系沈阳出版社影印本《程甲本红楼梦》（2006年7月）；所称书店乙本，系中国书店影印本《程乙本红楼梦》（2011年1月），以下举例所附页码即本此。
[[44]]关于脂本对康熙庙讳规避的程度，据王毓林统计，己卯本讳字率85%，庚辰本讳字率41%，戚序本讳字率100%，舒序本讳字率100%，列藏本讳字率66%，甲辰本讳字率35%，蒙府本讳字率86%。至于甲戌本六处玄字例，因冯其庸先生目验为后人添加，故甲戌本讳字率应为100%。
[[45]]范志新：《〈红楼梦〉避讳谭——兼论清初避讳》，第82页。
[[46]]冯其庸：《读沪上新发现的残脂本<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第6-7页。
[[47]]刘广定：《己卯本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时期考》，第69页。
[[48]]此字疑为钞胥省笔之误。检查手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仿真版己卯本，笔者发现该处竖着连抄的“到了宁府”几字，由于抄写拥挤，上字“寕”末笔“亅”，与下字“府”首两笔“亠”勾连，遂减抄一笔，恐非钞胥故意缺笔讳。孤证不立，待考。
[[49]]（清）曹雪芹：《红楼梦丛书：东观阁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台湾：广文书局，1977年4月影印，第248页。
[[50]]（清）曹雪芹：《红楼梦评点本系列：东观阁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影印，第328页。
[[51]]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7-161页。
[[52]]目前所知，此本存世至少有三种。一粟编《红楼梦书录》一书著录两种：一曰《批评新奇绣像红楼梦》；一曰《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即周绍良原藏、杜春耕递藏本。笔者下文所用之善因楼刊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系香港梅节先生转赠之“蒲三庆家印本”（金坛市古籍印刷厂，2008年6月影印）。此本卷前牌记中并无明确刊刻年代，笔者认为此书系东观阁本之覆刻本。又，胡文彬先生在《周公藏书多奇本——善因楼评本<红楼梦>》一文中辨称：“以程刻版本论，此书较同文堂、纬文堂、三让堂版《红楼梦》刻本为早。”据此，善因楼本乃在嘉庆年间雕刻矣。
[[53]]宝兴堂珍藏本《绣像红楼梦》，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
[[54]]（清）小和山樵：《红楼復梦》嘉庆四年己未（1799）蓉竹山房刊本，详见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古本小说集成•红楼復梦》嫏嬛斋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第3页。
[[55]]按，宋书法家蔡襄（1012~1067）《入春帖》中有草书“宁”字，简化字正在从此草书而来。参见李志贤主编《蔡襄蔡京书法大字典》，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54页。
[[56]]夏薇：《蒙古王府本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研究》，《曹雪芹研究》总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月，第111-123页。
[[57]]曹立波、张锐：《关于蒙府本后四十回版本特征的几点思考》，总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月，第97-110页。经查，此前曹立波先生曾认为，“从程本出现之后，到其翻刻本大量出现之前，目前可知蒙古王府本的后四十回应属于此类情况（曹案：其后四十回抄写的文字大体同程甲本，但有异文）”。（参见曹立波、耿晓辉：《北师大图书馆藏〈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抄本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45页）。此时，曹先生尚认为蒙府本补抄后四十回应在程甲本之后，即1791年之后，底本是程甲本。
[[58]]陈传坤：《蒙府本<石头记>补抄之底本重考》，《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4辑，第76-102页。该文后扩充论述第67回底本问题，以《蒙府本<石头记>底本新考——兼与曹立波、夏薇二先生商榷》为题，刊发于《澳门文献信息学刊》第九期，第30-50页。
[[59]]陈传坤：《蒙府本<石头记>补抄之底本重考》，第99-100页。
[[60]]刘广定：《己卯本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时期考》，第71页。
[[61]]刘广定：《己卯本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时期考》，第71页。
[[62]]刘广定：《己卯本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时期考》，第71页。
[[63]]（清）曹雪芹：《增评全图足本石头记》，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10年10月。该书版内有“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字样。
[[64]]林同华著：《圆梦：<红楼梦>密码》，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年1月。
[[65]]林同华著：《圆梦：<红楼梦>密码》，第332页。
[[66]]林同华著：《圆梦：<红楼梦>密码》，第244页。
[[67]]林同华著：《圆梦：<红楼梦>密码》，第236页。
[[68]]（清）曹雪芹：《东观阁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初刻本影印），第2246页。
[[69]]（清）曹雪芹：《东观阁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初刻本影印），第2319页。
[[70]]（清）曹雪芹：《东观阁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初刻本影印），第2323页。
[[71]]（清）曹雪芹：《东观阁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初刻本影印），第2612页。
[[72]]（清）曹雪芹：《东观阁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初刻本影印），第31页。
[[73]]（清）曹雪芹：《东观阁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初刻本影印），第131页。
[[74]]（清）曹雪芹：《东观阁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初刻本影印），第245页。
[[75]]（清）曹雪芹：《东观阁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初刻本影印），第2661页。
[[76]]（清）曹雪芹：《东观阁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初刻本影印），第3310页。
[[77]]（清）曹雪芹：《东观阁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重刻本影印），第221页。
[[78]]（清）曹雪芹：《东观阁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重刻本影印），第3382页。
[[79]]（清）曹雪芹著、陈其泰批校：《红楼梦评点本系列：桐花凤阁批校本•程乙本红楼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12月影印，第2810页。
陈传坤||论《红楼梦》春草堂藏本之底本：与夏薇《〈红楼梦〉春草堂藏本》一文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