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贵州”学术沙龙第二讲:《 贵州出土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带钩的类型观察》

近日，我所举办了一场以贵州出土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带钩型式观察为主题的学术沙龙活动，赵小帆研究员和张合荣研究员分别从不同视角对带钩进行了相关分析。

赵小帆研究员以《试论贵州出土的铜带钩》为题，她参照王仁湘先生《带钩概论》（《考古学报》1985年2期）相关成果并结合自己多年对带钩的观察，将贵州境内出土的68件青铜带钩分为6式，即： I式水禽形、II式兽面形、IV式曲棒形、V式琵琶形、VII式全兽形、VIII式异形，各式之间互有联系和早晚的不同。

虽然从全国来看，带钩从春秋时期出现，经过战国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两晋南朝时期才逐渐被带扣取代，但贵州目前出土的带钩却以战国秦汉时期为主，带钩所作的断代主要是依据原发掘报告对带钩所属墓葬的断代。从这些带钩的断代我们可以看到贵州发现的各形式带钩的时代多晚于全国各式带钩的流行时代。同时，带钩是在主人使用了一定时期后才随葬的，带钩使用、流行的时间肯定是早于其所属墓葬时代的。

全兽形带钩

带钩形状虽然很小，但其使用及其影响已经渗透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贵州发现的带钩大多是墓葬出土的。根据贵州出土带钩在墓葬中确切的出土位置以及与共存器物的关系，推测贵州古代带钩的用途主要包括束带、佩器和作为祥瑞之物或显示身份地位物品随葬三种用途。贵州出土的一些带钩如牛头形带钩、鲵鱼形带钩、琵琶形带钩等不仅造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如赫章可乐M309和 M356出土的两件带钩，形体超大，无论是用于束带或配器、配物，很不方便，已失去实用的意义。出土时，两件带钩均与铜剑并列放置，加之，两件带钩制作精美，均饰有错金卷云纹。我们可以推测主要是象征墓主的身份地位，并非实用器。

张合荣研究员则对贵州出土的铜带钩型式及其与周邻地区带钩相互关系进行了补充分析，将贵州出土的带钩分为6型 ，即A型曲棒形、B型水禽形、C型琵琶形、D型兽头形、E型动物形、F型牌形，每型下面再分亚型和式，通过各型式与周邻地区出土带钩的比较，得到下列几点认识：

1.铜带钩在云贵高原西南夷等地方族群中的使用情况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在昭通、曲靖等滇东北地区和贵州赫章、威宁等黔西北地区，铜带钩使用数量多，形制也多样化，而由滇东往南、往西，在滇西南、滇西和滇西北等青铜时代墓地中使用越来越少，云南滇池地区更多的使用功能基本相似的各种扣饰。

2.在云南高原东部地区的昭通、会泽和曲靖等地区，铜带钩除地处滇东北的昭通地区还具有少量C型琵琶形、D形兽头形带钩外，会泽、曲靖等地区出土的铜带钩就主要是A型曲棒形和B型水禽形，逐步显得较为单一，没有贵州丰富多样的琵琶形、兽面形和全兽形，贵州赫章可乐等地区的铜带钩更多的可能是接受四川盆地巴蜀文化铜带钩的形制，表明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可能有一定数量的南迁巴蜀居民。

3.从带钩分布的地域类型看，地处乌蒙山偏西缘的中水小盆地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受到了滇文化的强烈影响，借鉴滇青铜文化中的各种动物形扣饰创造出仿动物形带钩，而可乐则受到强烈的巴蜀文化的影响，带钩以琵琶形为主，两者虽然相隔不远，时代也大致相同，却体现出不一样的文化内涵。

4.带钩不仅是广泛使用在不同族群中具有较强使用功能的饰物，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成为身份的象征，一些造型别致的带钩使用对象具有独特性。对带钩的探讨，可看到战国秦汉时期，南北不同族群相互融合和吸收的宏观历史实际，起到由小见大的效果。

在考古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中，对遗存和出土器物的类型划分和观察异常重要，而不同的观察视角往往会得到不同的型式和相关认识，有利于考古类型学的整体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