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杂志一直关注青年作家的写作，发掘、推介文学新人。早在2003年，《广州文艺》就与《萌芽》《青春》《芳草》联合推出“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并举办青年作家笔会。此外，《广州文艺》曾多次举办青年作家创作培训班，为刊物挖掘潜在的创作力量，成效显著。“后浪起珠江”是《广州文艺》2021年开设的新栏目，以新锐作家为推介对象，每期头条刊登5-8万字的小说新作（以小长篇为主），配发名家短评，正是对都市文学的有力补充。自发出征稿启事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青年作家踊跃来稿，目前已刊发梁宝星、西维、路魆、邓安庆、宗城、李立、马亿、陈润庭等青年作家的新作，同时配发李浩、弋舟、走走、徐晨亮、张莉、张楚、魏微等名家的短评。苏童、邱华栋、麦家、林白、蒋述卓、谢有顺、徐则臣、李浩、阿乙等文学名家纷纷为“后浪起珠江”栏目题词：“青年立岭南，后浪起珠江”“且看后浪翻腾起珠江，中国文学代有才人出”……独具文艺特色，表达了名家们对该栏目及“后浪”作家寄予的厚望。作为同行，《长篇小说选刊》敬佩《广州文艺》的锐气与勇气，也深切地感受到“后浪”的汹涌与活力。我们本期特选载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弋舟、张楚为“后浪起珠江”栏目发表的三部作品《海边的西西弗》（梁宝星）、《暗子图谱》（路魆）《游荡者》（马亿）撰写的评论，期待能与友刊携手，凝聚文学新力量，共创文学新未来。
“假如时间不是直线的，那么，只要寿命足够长，我们是可以回到过去的。”“无数红色的光在空气中流动，它们从左边飘到右边。那就是时间吧，我想，时间的形态就是红色流动的光，它静悄悄流逝，无法阻拦。”“其实我们根本不了解时间，我们被困在时间里头了。”“这样的夜晚消耗着我们的生命。世界的尽头可以看见另一个世界”……在《海边的西西弗》一文中，作者梁宝星多次提及时间的话题，它在小说中仿若闪亮的珠子，同时又成为小说叙述的另一条线，另一个具有控制感的母题。
《海边的西西弗》是故事性的，它有一个良好的、吸引人阅读的故事之壳；它同时也是关于时间的，借助对于时间问题的思索、追问和感触来呈现对人生、命运和死亡的追问。这部小说让我想起亨利 柏格森说过的一句话：“时间是形而上学的关键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有趣的是，作者梁宝星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对于时间问题的种种假设性思考，还有直感和错觉，它让属于哲学和属于文学的部分在这里奇妙地“联姻”，并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独特之光。
是的，事物的沧桑和人的命运感，生和死的议题以及这议题的重量，本质上都是借由“时间”来呈现的，因为某种不可重复和不可返回，因为某种消逝即是永恒，才引发我们如此多的感吁和内心波澜。《海边的西西弗》的故事建筑于时间之上，建筑于对时间的理解之上，它甚至为了呈现得更为清晰而选择了一个“大摇晃之后”作为开始的原点，一个将时间推至某种尽头的“时刻”作为叙述的起点。正是由此，时间变得重要，小说里弥漫出的炽热变得重要。
对时间议题的着迷和追问往往是“大作家”们的标识，这个大不只是文本影响力的大，多少也包含着年龄的大，因为“时间迫切”的感觉往往是跟随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强化的。然而，年轻的梁宝星已经在思考这个议题，他在小说中不断埋伏，不断挖掘，不断呈现，让时间议题层层展现。
在《海边的西西弗》中，时间是被强化标粗的部分，而“文学”和它的消退似乎是另一个被强化之物，另一个被不断地“标粗”的部分。故事的核心人物均是曾经的文学青年，他们都曾有过对文学的沉浸和热爱，而“对面的旧书店”里那个拄着拐杖、“习惯性”叼着烟斗的老人则更是一种隐喻性提醒，包括他很轻的死亡。不得不承认，梁宝星懂得小说在故事之外的“延宕”，他也充分地利用着这个延宕，从而让故事充满了让人思忖的回响。
“极端境遇之下，我们的生存”——不，小说的极端其实只是表象，《海边的西西弗》的极端只是表象，它是借用这一表象来审视我们的生存和生存的可能，将那些日常中习焉不察的部分借助极端来“放大”，让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和它呈现的，思忖我和我们。
和思考的、延宕的部分对应，我觉得梁宝星还是一个善于讲述故事的人。他制造了一个玄境，制造了“我”和一群各有故事、在“大摇晃之后”走向远处而又返回的人，制造了无法返回的人和他们的阴影，也制造了悬念和意外的发生，以及一个个考验着我和我们情感的“人性事件”。《海边的西西弗》是梁宝星制造的“人性实验场”，他极为认真、耐心、有效地“创造了这个真实”并让故事得以上演。
我特别地注意到梁宝星“营造氛围”的努力和能力——当然，努力和能力是两个概念，有不同的向度，但在《海边的西西弗》中形成合力与交融。整个小说的叙述不急不徐，它有意地放慢了节奏，有意让故事的起伏弱化，同时弱化的还有在惯常小说中铺陈和渲染的情绪波澜：它不。它坚持用一个相对统一、甚至略有呆板的节奏嗒嗒嗒嗒地讲述着，少有变化——也只有这种方式，那种故事所需要的“绝境”感，那种人生的麻木和丧失痛觉的消沉，那种从文字里飘散出的炽热的气温才会被强化，被我们更有效地捕捉到。是的，这篇小说中极为用力地营造着一种“炽热”的、让我们在炽热中丧失对话与思考欲望的整体氛围。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某些略显怪异的行为和想法得以理解——假设抽掉这个预设的氛围和“温度”，小说中的故事建筑也许会有所崩塌。
小说中，几次提到秦双的“珍妮”，梁宝星并没有为她的消失制造太强的情绪波澜，就连她死去的消息也是“听说”，是被传递过来的而不是被看见的。“旧书店的老头是一段时间，吴岩是一段时间，珍妮也是，于是，我们没必要为他们的死感到悲伤”，小说中说。我知道，梁宝星写下它的时候包含了故意，他故意强化某种荒凉和麻木，仿若经历过沧桑“内心已死”的那类人一样。“我把秦双的手从身上拿开，两个人的体温叠在一起有种自焚的错觉”——它，同样是故意的。在阅读《海边的西西弗》时，我偶然会出神，回想起我在阅读尤迪特 海尔曼《夏屋，以后》时的感触，我觉得，梁宝星的《海边的西西弗》在氛围营造和情绪控制的方式上与尤迪特 海尔曼那本集子里诸多篇什的设计相像，那种气息的丰盈，那种情绪的克制，那种在文字背后的巨大延宕……
他，有意地制造了张力。我相信认真的阅读者能够感受到我所提及的这些，甚至比我会有更强的感受。
批评家王尧先生在前段时间“呼唤小说革命”的提法得到了较为强烈的反响，他的话对我也是极大的触动，我赞同并且是极为赞同他的认知和呼吁。
我们时下的文学的确是平庸化、趋向严肃、统一而呆板，大家在讲述大致相同的故事，告知我们大致相同的道理，使用大致相同而且陈腐的讲述方式。不甘和求变的心态在作家和批评家那里是共同的，在编辑和读者那里也是共同的。是故，《广州文艺》以重头刊出梁宝星这篇有特点和新变的《海边的西西弗》，我想这既是对“小说革命”吁求的一个呼应，也是时下文学试图求变的一种呈现。他和他们，应当获得更多的鼓励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