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明确表示，他的《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但事实上却有不少改编本。据我所知，仅话剧改编本至少有六种，其中许幸之、田汉、陈白尘的改编本影响最大。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根据陈白尘的改编本将《阿Q正传》搬上了银幕。此前，香港的剧作家也曾将《阿Q正传》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在曲剧、绍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地方戏的舞台上，也都演出过各具地方特色的《阿Q正传》。在美、法、日、德等国的舞台上，都上演过《阿Q正传》的话剧。总体上说，这些改编本虽然水平参差，但改编者都是出于对鲁迅的尊崇和普及鲁迅经典的良好动机。
《阿Q正传》的众多改编本中，有一个号称“滑稽电影剧”的版本，名为《女人与面包》，改编者为王乔南。“罕见”并不等于本身价值高，既已近于流失，为何还要大海捞针般地苦苦寻觅呢？个中原因，就在于1930年10月13日和同年11月14日，鲁迅有两封复王乔南的信函。这比鲁迅公开发表《答〈戏〉周刊编者信》要早四年，是鲁迅对《阿Q正传》这部经典之作的改编问题首次做出的明确表态。因此，了解王乔南其人和《女人与面包》这个改编本，将有助于我们准确了解鲁迅的创作意图和把握小说的精神实质。
首先找到王乔南其人的是亡友马蹄疾先生。那是在1979年初，马蹄疾从辽宁借调到北京，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奇迹般地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王乔南。原来他既不是剧作家，也不是文学研究者，而只是一位爱好电影戏剧的教师。他原名王林，河北河间人，1896年出生，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地形学科，专业是地形测量，但后来主要是在北京，河北，吉林等地以教数学谋生。受到剧作家洪深影响，他对影剧产生了浓厚兴趣。1929年，这位33岁的青年教师即酝酿改编《阿Q正传》，当年他的供职单位是北京陆军军医学校。他征询一位影剧导演的意见。那位导演给他泼了一盆凉水，告诉他：现在一般观众都爱好剧中或片中的女主角，让阿Q这样的泥腿子出镜，没有收视效果。1930年10月，执拗的王乔南想征求鲁迅本人的意见。但他不知道鲁迅在上海的通信处，又不知道周氏兄弟早已失和，仍请北京的周作人转呈这封信件。估计是通过周建人这个中间人转交，鲁迅收到了王乔南的来信，并于10月13日立即回复：
“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罢。”信中之所以用了“死去”二字，是因为太阳社的批评家钱杏邨曾断言“阿Q时代已经死去。”
执拗的王乔南收到鲁迅这封复信仍然初心不改，于1930年11月6日再次致函鲁迅，介绍了他改编本的梗概，进一步请求鲁迅授以改编权。鲁迅于同月14日第二次复函：
“前次因为承蒙下问，所以略陈自己的意见。此外别无要保护阿Q，或一定不许先生编制印行的意思，先生既然要做，请任便就是了。至于表演摄制权，那是西洋——尤其是美国——作家所看作宝贝的东西，我还没有欧化到这步田地。它化为了《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
这封复信，既表现出鲁迅对青年文学爱好者的爱护和包容，也明确表示了他本人跟这类改编本断然划清了界限。
鲁迅认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戏剧是一种舞台表演形态，特别强调戏剧冲突和演员表演。而《阿Q正传》并不是以情节曲折取胜，而是以心理剖析取胜，重内心冲突而轻外部冲突。阿Q的精神状态并不是移植“癞头疮”或“龙虎斗”这些简单的造型或情节就能深刻展示，所以鲁迅认为“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如果在舞台上只剩下了滑稽，那就不符合他挖掘一个现代国人魂灵的创作初衷。
王乔南以《女人与面包》作为改编本的剧名，从进化论的人学观来看，的确抓住了人类生存和繁衍这两大基本问题。虽然赵太爷们并不把阿Q当作“人”，阿Q也被驯养得忘却了“人”的身份，但他仍然有人的生理需求，即原作中的“恋爱问题”和“生计问题”。但这种剧名也相当于当下的“标题党”，使读者偏离了原作的主题。为了媚俗，王乔南还在改编本中设计了两个“幻景”：一是“门自开，小尼姑进来，她忽然全身袒裸”。二是“阿Q额上忽现吴妈全身裸体小影，一丝不挂，往来跳跃。”这种处理方式，是把一部严肃的文艺片当“三级片”来摄制了，难怪鲁迅一看这个片名就摇头，立即声明这样改编跟自己并无干系。
王乔南的改编本力图保留了原著中那些令人喷饭的场面，所以他称之为“滑稽电影剧”，另外又增添了一些跟原著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相违背的人物和场景。如童子军，这种少年儿童组织，辛亥革命时期还没有在“未庄”这类地域出现。未庄当年也绝对不可能修建王乔南改编本中那种西式的万国饭店。未庄人——包括未庄的阔人看病也会去找中医，所以阿Q到博济恩院卖血，输给秀才娘子，这完全是改编者的异想天开。鲁迅笔下的阿Q既是一位具有普遍性的典型人物，但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王乔南在他的改编本末尾有一附注，认为有些细节“与事实符合与否，不关紧要也。”但历史的本质是通过历史的细节显示的，有其严格的规定性：“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觉得他塑造的阿Q必须戴毡帽，半圆形，黑色，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如果换上一顶瓜皮小帽，就会失去他笔下的阿Q，正如让孔乙己，乘坐北方的骡车就不成其为孔乙己一样。
由于王乔南的改编本并不成功，所以始终未能搬上舞台和银幕。但这位执拗的改编者仍然在1932年4月将这个改编本自费印行了650册，承印单位是北京西城辟才胡同的一所工艺学校。印成后王乔南还寄赠了鲁迅一本，在扉页题有“请转呈鲁迅先生教正，著者敬呈。”字样。当马蹄疾兄采访王乔南时，他是北京东城交道口东大街第二十二中学的一位退休教师，自己手头也没有保存这个改编本。马蹄疾兄将他的采访成果扼要写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大辞典》的人物条目，并期盼这个命运蹉跎的剧本还保存在好事者手中。此后，藏书家姜德明曾在旧书店淘到一本。据他说，此书版权页写的是“北平文化学社和东华书店代理发行”，但当时未曾找他借阅。另补充一点：巧合的是，王乔南退休的北京二十二中学，前身就是鲁迅1925年曾在此兼课的大中公学。创办者为蔡元培。“大中”，就是光大孙中山主义的意思。
《阿Q正传》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连载于北京《晨报副刊》，今年正值这部世界名著发表一百周年。在孔夫子网杨翔女士的协助下，我居然也淘到了《女人与面包》这部罕见的《阿Q正传》改编本。兴奋之余，特撰此短文，供研究《阿Q正传》传播史的同好参考。同时又忆起热情扶持过我的姜德明兄。他今年九十二岁，自己说“已显老态”，借此文遥祝他健康长寿。对于所有在生活道路上帮助过我的人，我都会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