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琳:起航浦东派琵琶传承之路

浦东派琵琶  传承人

　　我是王睿琳，是一名琵琶老师，也是“浦东派”琵琶的传承人。

　　“浦东派”琵琶是当今琵琶的主流派之一，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清光绪年间，浦东派琵琶第三代传人陈子敬还曾进京教授醇亲王琵琶，并被光绪皇帝赐予“天下第一琵琶”的称号。

　　我4岁开始学习浦东派琵琶，我的恩师潘亚伯先生是浦东派琵琶的第七代传人。

　　潘老师的教学方法非常注重基本功的练习，所以童年的我成天被“枯燥无味”地基本功练习所“折磨”，这种“折磨”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心酸事”。每次放学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小朋友出去玩，而自己却要在房间里练琴，都觉得天大的委屈，因此小时候学琴没少挨父母的训斥。

　　让我最“痛苦”的一首曲子是《霸王卸甲》，这首曲子中有一个“浦东派琵琶”的特有技法，叫做”并两条、三条弦”，用来模仿刀枪相击的声音。这个技法需要很大的手劲来完成，可是我年纪小又是女孩子，手劲不够，并弦怎么都练不好。练习的时候我的手指被琴弦勒出了深深的口子，又疼又委屈，心里沮丧的已经想放弃了。但潘老师他一边教导我“要学浦东派琵琶就一定要学会浦东派琵琶的技法，这样弹曲子才有韵味。”一边手把手地教我练习手指功。感受到潘老师的良苦用心，我回家咬着牙练习，终于攻克了这一难题。

　　在我大学即将毕业时，潘老师问我：“睿琳，我跟浦东派琵琶打了一辈子交道，你也是从小就跟我学琴，现在我的家乡浦东派琵琶的发源地惠南正需要琵琶老师，你愿意去吗？”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欣喜若狂，可以当琵琶老师，又是教我最喜欢的浦东派琵琶，简直是太完美了。所以大学一毕业，我就离开家乡只身一人来到了惠南镇，成为了一名浦东派琵琶老师。

　　可是来到惠南后，我却发现，一切与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这里没有很多的教室，没有众多的学员，甚至大多数人都对浦东派琵琶一无所知。

　　那一年的暑假，我几乎走遍了惠南大大小小的社区，开设公开课，让更多的人了解浦东派琵琶。同时又成立了浦东派琵琶传习所，免费教学。

　　刚开始的时候，感兴趣的小朋友和家长很多，但我们当时教学的设备不是很好，不到15平米的教室里，没有空调和电扇，挤着20多个学生和家长。

　　有一天，上海罕见的高温，闷热的小教室里差不多有40多度，我的汗水就顺着鼻子滴在琴上，孩子们热的都要中暑了，家长们心疼坏了，我也觉得特别的自责和内疚。下课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位家长问孩子：“这么热的天，下节课你还想来吗？”孩子的小脸热的通红，但眼神却很坚定的说：“我还想继续学！”临走的时候还怯生生地跑到我身边说了一句：“王老师辛苦了。”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像凉风吹散了我心里的燥热。

　　在民乐中，琵琶是很难学的，俗话都说“千日琵琶百日筝”。特别是刚开始学的时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功练习，这是枯燥又难熬的一段时间，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都没能坚持下来，这对于我这个老师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打击。偏偏这样的时候我又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你们的培训基地为什么免费的，是不是因为教的不好所以免费？”那是我最苦恼的一段时间，我不停的反思，是我的教学出了问题？还是琵琶真的太难？我理解家长们的急切想要看到成果的心情，但是基本功训练一定是最重要的，就像建一座大楼，基本功就是地基，地基打不好，楼一定会倒。

　　有一天，又有一位家长下课了跟我说“以后就不过来学了，琵琶实在太难了，学了这么久都弹不出调来。”我刚想争辩几句，这个孩子却说话了：“妈妈，我想学琵琶，王老师弹琴的时候真好看，我长大以后也要像王老师一样，穿漂亮的裙子弹琵琶。妈妈我一定可以弹好的，你让我继续学好吗？”

　　孩子的话让我特别感动，这是一个小姑娘关于琵琶的梦想啊。孩子都能坚持下去，我又怎么能放弃呢？所以那段时间，虽然面对种种质疑，我却坚持了自己的教学方法，终于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的学生们演奏出了他们的第一首曲子。

　　都说万事开头难，浦东派琵琶的传承工作亦是如此。而我的初心就是冲着“开荒”来的，所以不论再苦再难，我都愿意坚持下去。

　　浦东派琵琶传习所的学生越来越多，政府对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支持，我们也得到了老一辈传承人的鼓励和支持。

　　同时，惠南镇文化服务中心还发起了浦东派琵琶觅传人的活动，让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有机会能学习琵琶。

　　如今，惠南镇政府打算建设“浦东派琵琶之乡”，将浦东派琵琶成为文化惠南的名片。而我能做的也有很多，比如：帮助惠南镇大、中、小、幼学校在音乐课上开设浦东派琵琶艺术欣赏和教学；邀请浦东派琵琶演奏家、教育家、传承人开设讲座，使学员们直接接触到浦东派琵琶的真传；每年举办一系列的技能比赛和演奏活动，深入社区和学校，普及浦东派琵琶等。

　　“传承工作不在于一朝一夕，而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是这条路上并不孤单，有老前辈们给我指路，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与我同行，有家长和孩子与我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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