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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阳（1982～），女，博士，上海音乐学院校史馆办公室主任（上海 200031）。
内容提要：朱英在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任教期间，培养了丁善德、谭小麟、陈恭则、杨大钧、樊伯炎、程午嘉等一批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音乐家，成了将琵琶引入高等专业音乐学府的重要奠基人。
关键词：朱英；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国乐教育
2.朱英在国乐教育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
1）符合学校教育理念、与时俱进的中西音乐观
作为学校国乐教学的主力军，朱英，这位从传统琵琶流派里走出的国乐人，音乐观并不保守、落伍。首先，他对于从西方传入中国的音乐学院的办学模式，是极为推崇的。在1928年发行的《音乐院院刊》创刊号上，朱英曾发表了一首他创作的《祝音乐院成立歌》：“开五千年未有之历史，跻亿万里世界之大同。破愚发聋，转俗移风。高歌慷慨，革命成功。壮哉声音，动震西东。幸哉中华，国体光隆。”从其歌词大意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朱英对于国立音乐院引领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充分认可。其次，在朱英撰写的多篇有关国乐教育的文论中，他也表达了与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中西并举”的办学理念高度统一、与时俱进的音乐观。在《整理国乐须从改良曲谱着手》（1930年发表）、《对于整理国乐之零碎商榷》（1930年发表）以及《中国音乐的出路》（1937年发表）等有关国乐发展的论文里，他将国乐与西乐在和声、乐器、曲调组织、声乐唱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与差距进行了相对客观地对比，究其缘由进行了举例论证，赞成中国之乐与西洋之乐各具长处,提出:“虽音乐原无国境，然亦应中西并重，不可各存偏见”[1]；他也认为“国乐至今衰败到极点，若不从速整理，恐有就湮之慨”[2]，“鄙人亦一份子也，向系研究国乐，不得不为国乐界大声疾呼，请大家提倡，从速整理”[3]。由此可见，朱英是主张学习西方音乐的科学、合理之处，用以改良中国传统音乐，为“迷茫”中的传统音乐开辟一条出路，以期与世界音乐相抗衡，而这与学校主事人萧友梅强调的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应当以借鉴西方艺术音乐的形式和技术，来改造中国“旧乐”，以“创造新国乐”的办学理念一致，也是符合时代发展需求、顺应潮流的一种音乐观。
2）处于校务核心圈的行政决策身份
朱英在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任教国乐期间，一直处于学校行政事务机构的核心圈，在学校的校务会议、教务会议[4]、事务会议[5]、以及训育会议[6]记录上，均有其参会的身影。以校务会议为例：依据学校组织大纲，校务会议的列会者是校长、事务主任、训育主任及教职员中互选3人，参与讨论、议决学校的组织经费及其关于全校的重要事项。从1930年在校刊《音》第二号上刊载的“校务会议会员选举详志”中可发现，朱英与周淑安、吴伯超3人是通过教员互选，成为票选前三甲，脱颖而出参与到校务事项的讨论之中。“19年度校务会议委员选举结果”再度显示，朱英、周淑安和吴伯超再度获选前三甲的高票数，连任校务会议委员。与第一次当选“校务会议委员”的不同之处在于，朱英从第一次票选的第三名9票，此次升至13票，与周淑安名列第一当选为校务会议委员。笔者以为，获选投票数的增加，可从侧面说明其各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更多教师同仁的认可，一定程度上比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黄自、查哈罗夫、法利国、易韦斋等知名教授，在当时更有人气。1930年3月12日召开的“第4次校务会议”，朱英与吴伯超均作为校务会议委员的身份出席了此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议决并通过了“本校拟添设国乐组课程及学分分配法”，并获得了执笔制定学校国乐组课程与学分安排的重要使命。
由此可见，身为国乐教师的朱英与吴伯超，能通过此举参与学校重大事项的讨论，无疑为此后国乐在学校的良性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3）依据学校规程制定科学、严格的国乐教育课程体系
因为校务会议赋予的行政职能，我们看到了朱英在中西并举办学思想的指导下，与吴伯超一同制定地严格规范的国乐教育课程体系。以1930年国立音专预科、本科、师范科的国乐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为例，其学分总数分别为60、100、100，其中在国文、诗歌、国音、第一外语（英语或法语）、普通乐学、视唱、音乐史概论等14门共同必修科中，可以明显看出学校对国乐学生学习第一外语及国学的重视。对前者的重视，既与学校强调对西方音乐文献、乐谱、唱片的研读有关，也与学校的外籍教师居多有关。所以不论是预科、本科、还是师范科，在共同必修科里，外语的学分是占比最重的，分别为6分、8分、9分，占比27%、67%、30%；对后者的重视，有助于国乐学生在掌握一定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传统国乐作品的理解，因此国文、诗歌与国音课学分数保持在3.5～4.5分之间，成为继外语课之后第二重要的课程，在共同必修科里占比分别为14%、29%、15%。[7]
具体到朱英教授的国乐组琵琶科的主科学习内容与考试规则，规定国乐组的琵琶科分初级和中级两个级别，各占20个学分，教材内容兼古通今，既有源自李芳园《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华秋苹琵琶谱》两本传统琵琶谱的作品，如《浔阳琵琶》《青莲乐府》《淮阴平楚》《平沙落雁》《霓裳曲》等平湖派传统曲目；也有朱英借鉴西乐技法创作的琵琶新曲，如《当仁不让》《一个血战的纪念》等，以及一些选自其他各方琵琶谱的经典作品。其中，初级学生应学各种练习法、若干首中小型乐曲以及7～8首琵琶大曲。若学习程度得到级任教员的认可，可请该教员通知教务处，由教务主任及国乐组审查其学分和成绩，若成绩合格即可参加升级考试，考试曲目由级任教员从该生已学过的琵琶大曲里挑选3～4首难度较高的作品为备选，正式考试的曲目则由试验委员在考试时临时抽选其中的1～2首。中级学生则是在已完成初级考试的基础上再多学习3～5首琵琶大曲。[8]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国乐学生对西乐的了解，促进国乐新作的诞生，规定初学各生入学后第一年不分组；以国乐为主科的正科生，必须以钢琴为副科；以理论作曲、钢琴为主科的正科生，亦必须选修一种国乐，至少试学一学年。因此，在理论作曲的主科课程里，开设了“国乐编制法”，培养学生了解新国乐创作的特点，为此后高等专业音乐学府设置民乐作曲学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此可见，朱英借助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的平台，在中西并举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参与建立的严格规范的国乐教育课程体系，无疑为此后民乐专业教育的发展，以及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成为国内高等专业音乐院校中最早设立民乐系，构建含民族音乐理论、民族乐队指导、戏曲音乐及民族器乐演奏四大专业于一体的成建制的民族音乐专业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参与主办推广国乐的学术刊物
基于对发展中国新音乐文化的追求与执着，朱英依托学校资源，与国立音专乐艺社的主要成员萧友梅、周淑安、黄自、易韦斋、吴伯超共同发起创办了一本以“培植高尚优美之音乐，凡旧乐的整理，新乐的创作与夫音乐的文学皆属”为宗旨的音乐季刊《乐艺》，为国乐在学术理论方面的建设与发展搭建了一个有效宣传的平台。从1930年4月1日发行的第一卷第一期，至此后共出版的五期所载内容来看，该刊所登载的91篇理论研究性文章,关于中国音乐研究的即有47篇，占比超过50%，这些关于中国音乐方向的大量研究和评论性文章，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对音乐学术的深入探索和积极交流，为当时中国音乐界建立起一个具有全新理念的学术交流环境，为推广和传播国乐文化，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朱英在《乐艺》上发表的含新创国乐曲谱《枫桥夜泊》（附说明）、《海上之夜说明》、琵琶谱《秋宫怨》（附说明），文论《整理国乐须从改良曲谱着手》《对于整理国乐之零碎商榷》等在内的9篇文献，也可证明他在弘扬国乐发展、促进国乐学术理论建设的伟大事业上，自觉承担着的历史责任与使命。
5）积极从事国乐琵琶作品创作活动
在20世纪20～30年代里，朱英算是琵琶演奏家里国乐创作产量最丰盛之人。据《中国琵琶近现代史资料》显示，朱英共创作了含《秋宫怨》《长恨曲》《离别》《五三纪念》《当仁不让》《哀水灾》《难忘曲》《淞沪血战》《秋意》等琵琶独奏曲，《枫桥夜泊》《海上之夜》等民族器乐合奏曲在内的民乐作品18首。从音乐创作来看，他的作品在结构上遵循传统原则，保留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多段体结构，并冠以小标题；旋律发展上，吸收西方旋律发展手法，如采用西方的模进概念，而非中国传统曲目中常用的重复；演奏技巧上，大胆运用左手大指和小指，并新增了一些指法，力求充分发挥琵琶本身音色。从音乐题材来看，朱英的作品题材大致分为3类：第1类以古代故事为题材，如《秋宫怨》《长恨曲》及《枫桥夜泊》等；第2类以战争为题材，表现其爱国思想，如《五三纪念》《难忘曲》及《淞沪血战》等，这一类题材在我国近现代传统音乐中较少出现，朱英创作了许多此类题材的作品，并且常常是在战役爆发不久后就进行创作，表现了朱英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以及拳拳爱国之心；第3类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如《哀水灾》及《海上之夜》等，真实地反映那段时期中国社会的动荡与苦难，甚至具有讽刺意味。可以看出，朱英认为音乐应更多地反映现实生活，希望通过他的作品可以起到警示人民的作用，借用廖辅叔先生的评价：“通过民族音乐来反映现实生活而且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的，朱英应该算是屈指可数的民族音乐家之一。”[9]这与我国以往民族器乐的题材多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主不同，具有积极、现实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几点原因，朱英这位来自民间又跻身专业乐坛、享有琵琶“国手”之美誉、参与构建我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府国乐科组的国乐大师，以其立足传统、展望世界的开放心态，在中西音乐的调和中，积极适应高等专业音乐学府的规范化教学模式，打破中国传统音乐惯有的“科班式”师徒相授方式；科学借鉴西方作曲、乐理、和声学等音乐知识与创作理念，融入对琵琶演奏指法的改进，融合中西音乐创作观，逐步确立了国乐在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教育理念与教学体制，培养出丁善德、谭小麟、陈恭则、杨大钧、樊伯炎、程午嘉等一批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音乐家，成了将琵琶引入高等专业音乐学府的重要奠基人。
[1]朱英：《中国音乐的出路》，载《音乐月刊》，1937年第1卷第1号，第14页。
[2]朱英：《对于整理国乐之零碎商榷》，载《乐艺》，1930年第1卷第3号，第32页。
[3]朱英：《整理国乐须从改良曲谱入手》，载《乐艺》，1930年第1卷第2号，第37页。
[4]教务会议由教务主任召集，出席对象是教务主任、各组主任以及各专任教员，会上多讨论本校教务、审查学生成绩等事宜，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系的教员临时出席。
[5]事务会议由事务主任召集，出席对象为事务主任及各事务员，会上讨论本校一切事务，必要时可请训育处各职员出席。
[6]训育会议由训育主任召集，出席对象为训育主任、党义教师及各指导员，会上组织讨论本校一切训育事务。1936年9月，因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训育主任黄国良有事请辞，朱英也一度兼任训育主任。
[7]整理自《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一览》（民国十九年）所载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信息。
[8]整理自1933年1月17日上午国立音专召开的“第四十次校务会议”议决的《国乐组课程标准及暂行试验规则》。
[9]廖辅叔：《悬念琵琶塚——记琵琶大师朱英》，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第79页。
以上文字来源于《音乐艺术》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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