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一则辩正 | 汪茂荣

《管锥编》一则辩正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作者与评者的功能及关系问题，历来人见人异而难衷于一是。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博大精深，不遗在细，于此亦曾论列。然三复其辞，窃以为于义未安，难免千虑一失。末学肤受，不揣冒昧，敢为辩正如下，并世君子，有以教我。

《全三国文》卷一六陈王植《与杨德祖书》：“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意谓能作文者方许评文也。……故作者鄙夷评者，以为无诗文之才，那得具诗文之识，其月旦臧否，模糊影响，即免于生盲之扪象、鉴古，亦隔帘之听琵琶、隔靴之搔痒疥尔。虽然，必曰身为作者而后可“掎摭利病”为评者，此犹言身非马牛犬豕则不能为兽医也。（《管锥编》P1052）

按：“必曰身为作者而后可‘掎摭利病’为评者，此犹言身非马牛犬豕则不能为兽医也”云云，虽出语俏皮，实则偷换概念，拟于不伦。若牵合上文，准其句例，则此比喻当改为“必曰身为作者而后可‘掎摭利病’为评者，此犹言身非‘兽医’则不能为‘掎摭利病’之‘兽医评者’也”。这里或隐或显地关涉了两组六个概念，即前句的“作者”、“评者”、“诗文”和后句的“兽医”、“兽医评者”、“马牛犬豕”。其中前句“作者”、“评者”为主位，作、评对象“诗文”为客位；后句“兽医”、“兽医评者”（为论述方便，姑发明此名词）为主位，医、评对象“马牛犬豕”为客位。钱先生比喻先隐去前句客位“诗文”和后句主位“兽医评者”两个概念，复用后句客位“马牛犬豕”偷换了前句主位“作者”，如此即觉扞格难通。若准其逻辑，则此比喻前句亦当改为“必曰身为‘诗文’而后可为作者，此犹言身非马牛犬豕则不能为兽医也”。虽可前后一贯而殊为不词矣！盖身不可变为“诗文”亦犹身不能变为马牛犬豕也。钱先生拟于不伦，扞格难通，适可反证陈王曹植论断正确，——“意谓能作文者方许评文也。”

……才之偏至与嗜之偏好，犹键管相当、函盖相称……。……夫充曹植之说，欲“圆照”非“备善”不能。兹事体难，无已姑降而求其次乎。不善作而能不作，无特长遂无所短，傍观不犯手，则眼界赅而心地坦。（《管锥编》P1053）

按：此处“不善作”应有两个层面，即绝对意义上的“不善作”与相对意义上的“不善作”。绝对意义上的“不善作”是指从不学写作，也就谈不上善作，故只能束手不作；相对意义上的“不善作”是指虽用功写作，因主客观条件所限作而不能善，故只好藏拙不作，虽藏拙不作，而写作之甘苦已备尝矣。惟此相对意义上“不善作”者有此“才之偏至”之写作体验，则手低不妨眼高，故亦能作“嗜之偏好”之评论也。至于“无特长遂无所短，傍观不犯手，则眼界赅而心地坦”则只可专指绝对意义上不善作者。盖其无写作经验，遂无审美眼光，并无鉴别抉择能力，一切来者不拒，茫无理会，此真“无特长遂无所短”矣。其“眼界赅”者盲目之赅也，其“心地坦”者无心之坦也，十足一“傍观不犯手”之闲汉耳！援引冯友兰先生四境界说为喻，则此汉尚委顿于蒙昧混沌之自然境界，复何望于得大自在之天地境界？钱先生误以自然境界为天地境界，而将此汉连升两级，高自位置于天地境界中。虽则钱先生曹丘道广，恐此汉受此不虞之誉，亦宠辱两惊，敬谢不敏的。如此又恰好反证“充曹植之说，欲‘圆照’非‘备善’不能”论断的正确。——即欲为评论“圆照”，非得有写作“备善”不能；“兹事体难，姑降而求其次乎”，即或评论有“嗜之偏好”，亦非得有写作“才之偏至”作基础不可。

盖作者以偏长而生偏向，于是每“轻所短”。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七六《与元驭阁老》论李攀龙选《诗删》云：“弟尝谓‘作者不鉴’，古有斯言。于鳞此《删》，遗憾不少”；屠隆《鸿苞集》卷一七《论诗文》：“于鳞选唐诗，止取其格峭调响类己者，一家货何其狭也！……诗道亦广矣，……何其自视大而视宇宙小乎？”（《管锥编》P1053）

按：王世贞述古人所谓“作者不鉴”者，鄙意以为非“作者”不能“鉴”，乃“作者”能“鉴”而不愿、不肯、不去“鉴”者，也就是说，惟“作者”乃能真“鉴”，不“作者”乃无能为“鉴”，即或有“鉴”亦为乡愿模糊影响之“鉴”，看似“评乃能应万殊”，实则中心茫然，一无所“鉴”。夫人之气质不同亦如其面，秉天所生，惟深造者方能自得，惟自得者方能别出手眼，而别出手眼者多为“偏至”难能“圆照”。盖长短相形、优劣并生，取消短处，并长处亦不存矣。准此以论选政，则历来有价值的“选本”亦多为“何其狭也”之“一家货”，此虽常为人诟病而实不足为病。鲁迅翁论及“选本”曾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集外集·选本》）注意，此处“自有主张的作家”一句不可轻轻放过。盖惟“作家”方可“自有主张”，执此以求，文学史上可坐实此句话的佳例数不胜数。生于齐梁骈文流行之际的昭明太子萧统，其本人即擅作骈文，故编选《文选》一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为准，大量经、子、史高文典册被一笔摒落，尽有批评家病其所见不广，但从来就无人能抹杀其价值，且影响巨大，成就了一门“选学”。李于鳞诗法盛唐，所作格峭调响，故其选唐诗，亦“止取其格峭调响类已者”而成“一家货“。此无他，诚由于其作有所长、心有所主，故不作出格之思、出位之举。我们尽可批评其诗及选本有不足之处，而于其审美价值取向则未可厚非。桐城派作家姚鼐湛深文术，故依桐城派手眼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篹》，虽“义法”甚严，选目甚隘，却成为一百多年中士子揣摩学习古文的枕头鸿秘。湘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在古文写作上力求以雄直之气医桐城派阴柔之病，故在其著名选本《经史百家杂抄》中加选了大量辞赋作品，同样可见其选政手眼亦源于其雕龙文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词选》一书，合唐五代两宋仅选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隘则隘矣，然则无损于其有抉别精严之称。盖其词选之严，实由其作词之精，所谓实践出真知者也。夫选本之价值不在于广大周备，而在于精严卓异。精严卓异之“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鲁迅《集外集·选本》）然做到精严卓异亦谈何容易，惟“健笔”方可有“精思”，惟精于为文之道、深得文章三昧者方可别裁出精严卓异的“选本”。故有价值的“选本”多为“何其狭也”之“一家货”。若夫“选本”之广大周备者，实为买菜求益之“大路货”，看似无所不包实则一无所有，匹似摊头《大全》、三家村《兔园册》之类，此为闇于文章之道者之所为而为“自有主张的作家”所不屑。若钱先生自为传世名作《宋诗选注》，其最有价值者固不在体现其“一家货”之“序”与“注”乎？而价值贬等者岂不在广大周备而流于“大路货”之“选目”乎？——“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钱钟书《模糊的铜境》）钱先生此“序”缘何写得“刮刮叫”（钱仲联先生语）？“注”缘何作得不同凡响？皆由钱先生本为文章高手、诗坛奇才，三折肱终成名医，如此“序”若“注”，又岂是妙手空空者所可轻拟耶！此钱先生自身说法为“能作文者方许评文也”又添一佳证。抑又有进者，“夫诗道亦广矣”非谓某个诗文家个体可无美不臻，尽揽天地之奇也。古今无万美皆备于我之诗人，以老杜之博大精深，尚不能为陶公之平淡高远，何况他人。美之为美，如春兰秋菊，各有类别，不相替代。杨贵妃能兼有赵飞燕之美乎？虽无赵飞燕之美，固无害其环肥燕瘦，两尽其美也。故个体诗文家尽可为“何其狭”之“一家货”，若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合众多风神各异之“一家货”而并存，犯而不校，和而不同，此真无美不臻、尽揽天地之奇矣！诗道之广，在此不在彼也，岂个体大力所能包举也哉。夫诗文家之陋不在“自视大”而在于“视宇宙小”。“自视大”者可据性之所近张而广之，发扬蹈厉，以极其偏至之美，虽极其偏至之美终无害其容异量之美，此有何不可？惟“视宇宙小者”欲以只手障尽天下之目，疾夫异量之美，欲定一己之尊，此真“何其狭也”！若于《诗删》深致遗憾之王世贞，正坐此病。世贞标榜“文必秦汉”，目空四海，视当世无人，唐宋派归有光斥之为“庸妄巨子”。世贞辩解曰：“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有光亦穷诘到底：“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引文见钱谦益《震川先生小传》）世贞晚年亦大彻大悟，盛赞有光为文“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王世贞《归太仆赞并序》）虽赞有光不事雕饰而适形自家病在雕饰太过，终见其前此识见之“庸”正缘所作之“妄”——妄希秦汉也。此为“能作文者方许评文也”再添一证据矣。

要之，华夏经术向重“家法”，诗文研究亦不例外。“家法”谓何？曰“知行合一”、“述作并重”也。此在民国以前，本为司空见惯，而今则稀如星凤，浸假转为述而不作者滔滔皆是矣。此等述而不作者并诗词格律尚未了然，遑论诗词创作。徒见其玩弄新名词，假研究诗词名目，为一己云山雾罩宏论尾闾之泄而已，研究云乎哉！学风颓靡，于斯为甚，真堪动世道人心之忧。比来古典文学界著名学者若钱仲联、刘世南、刘梦芙诸先生发菩提心，作狮子吼，自觉觉人，于述而不作之风多有针砭，于述而不作者多有规劝。然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殊难挽狂澜于既倒。钱钟书先生国学山斗，一言九鼎，窃恐《管锥编》此条一旦为论者正面拈出，“一言为天下法”，转而为述而不作者张目，推其波而助其澜，果如是则钱先生反成此辈广大教化主矣，其为患岂浅鲜哉！此非钱先生本意，故为辩正如此。非敢妄议前辈，实有不得已之苦心在，原心略迹，识者谅诸！

二○○八年三月

另附： 

正   误   一   则

《文史知识》二0一0年第一期高洪年作《陈三立佚文见萍乡谱牒》，其中所引陈三立撰《萍乡彭友兰先生墓志铭》，有数处标点不当，兹为订正如下：

（1）原文：“值甲午中日战后，公车上书，言时政，君留京师，为主奏；草累万言，识者叹其切。至既，屡试礼部不第，乃徧历南北名山大川，……”

此句“为主” 二字为“主持其事”义，与“奏”一起当从下读，指彭友兰主持草就的奏章累计有万言；“至既”不辞，“至”当从上读组词为“切至”，作“切当”、“切直近理”解，“既”为副词，当从下读。全句正确的标点应为：

“值甲午中日战后，公车上书，言时政，君留京师，为主奏草累万言，识者叹其切至。既屡试礼部不第，乃徧历南北名山大川，……”

（2）原文：“君事母挚孝，母年逾八十，君亦垂六十矣，色养如婴儿，或怒诸稚子，当受谴，诸稚子辄依近母侧，君应时顔霁，不敢复呵。问其委，曲徇母意类此。”

此句“问”当从上读组词为“呵问”，作“责问”、“盘究”解；“其委”当从下读，“委”与“曲”组词为“委曲”，作“迁就”、“委婉”解。全句正确的标点应为：

“或怒诸稚子，当受谴，诸稚子辄依近母侧，君应时顔霁，不敢复呵问。其委曲徇母意类此。”

（3）原文：“扬善若不及，即有不可务，诚告而规正之。”

此句“务”当从下读，作“务必”解。全句正确的标点应为：

“扬善若不及，即有不可，务诚告而规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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