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专题】李山:《前赤壁赋》中苏轼的生命情调

（宋）苏 轼（1037—1101）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我有个片面的想法：假如唐宋文只选一篇，若是让我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挑选苏东坡的《前赤壁赋》。

千百年来人们都说“唐宋八大家”，可是，唐代两位作家的为人，韩愈太世故，柳宗元太脆弱。韩愈的文章，谁也不能说水平不高，可是他的古文中，关乎山水、表现点逸兴的，几乎没有——此子不关山水。他整天想着的是“原道”上的事。在这点上，就不如柳宗元了。可是，柳文的山水，著名的《永州八记》，特别是《小石潭记》，写“皆若空游无所依”的游鱼，妙极，可就是光景太孤独、幽冷。《永州八记》所表，主要就是发现这些被忽视、闲抛的美境。问题是，连作者自己也说，在这样的境界里，他实在是待不住。这就要出麻烦了。看着好的地方不能栖居，现实热闹的世界又容不下自己。这样“拧巴”下去，谁也受不了。这就是说他脆弱的原因，是说他的精神缺少自救的弹力。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四十几岁就被那个不容他的世道折磨死了，反不如总说自己牙齿要掉、家族多命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遗传基因不妙的韩文公长寿。

北宋诸大文章家，当然以苏轼的文章最好，而苏东坡最好的文章，如上所说，又当以《前赤壁赋》为最。

怎么就“为最”呢？不妨拿北宋同类文章比。这里所谓的“同类”，是指三篇特见处于逆境之中的士大夫神情的文章。苏公之外的另两篇，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文正《岳阳楼记》言逆境，高标一个“忧”字，进亦忧，退亦忧；欧阳公的文章则独显一个“乐”字，身处逆境，则与民同乐，一个忧，一个乐，都是表现自己的精神不倒，都很挺立，却各有姿态。

那苏东坡呢？则是不忧亦不乐，一切扫平，纵情大化之中，神契于天地之美。篇中没有“忧”？有。“客有吹洞箫者”的一大段，不就是忧吗？篇中也有“乐”，“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不正是“乐”？然而在苏公，此“乐”固可生悲，而悲亦可以化除。

历来人们都说《前赤壁赋》融写景、抒情和哲理于一炉，水乳交融，玲珑剔透。是的，文章确实如此。但这样解释此篇，这样就此篇理解苏东坡所达致的精神境地，却难免陷入局限。因为三者交融的背后，是儒、道、佛三家智慧水乳交融酿成的精神上的圆融无碍。有此圆融无碍，才能把一切放下，心境放平，如此才能与造化之美洒然相遇，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照此再看看范文正的“忧”，欧阳公的“乐”，就难免让人感觉姿态性偏强，是拿着架势的。

那么，《前赤壁赋》儒道佛的融合具体是什么？文章有佛、道可以理解，可是儒，又在哪里呢？文章言“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就是道，也是佛。《老子》言“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马一浮先生尝言此同于空、有两观。由此而来，后来就有所谓“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之别。苏东坡上面的“自其变”“自其不变”观世界，就既是道家的，也是佛家的。在道家是“以物观物”，在佛家则是所谓的“两边法”。那什么是两边法？《坛经》载，神会和尚初见六祖，问六祖，老和尚您闭眼打坐，还见不见这个世界？六祖说，也见，也不见。说话之间，六祖用棒打神会的头，问：打你，疼不疼？小和尚照猫画虎，说，也疼，也不疼。六祖听罢，断喝一声：小和尚，错了！打你必疼，这是因缘法（因到果必到，就是佛祖也不能例外）。可是，看不看这个世界，怎么看这个世界，却决定在我。这是两边法！《赤壁赋》中，“愀然”的“苏子”，不正是用“两边法”开导“吹箫客”（其实是苏轼自己一曲心情的化身），从而物我两忘、与清风明月融为一体，以至“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了吗？

说《前赤壁赋》里有佛、道，容易。可是，说此文中有“儒”，或许会觉得费解，找遍了字句，哪有“儒”？这可不能单从字面求解，应从此文自身所显示的一场精神自救来理解。

黄州贬谪，是苏东坡最苦的时期，读一读《寒食帖》上“今年又苦雨”的句子，就可以领略一些了。皇帝富于春秋，王安石变法方兴未艾，苏东坡处在壮年之期，却被抛掷到这偏远潮湿之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长此以往，功名利禄不全泡汤？此念一起，且主宰了心思，一切的鄙吝的念头，都会找各种理由冒出，于是放弃操守、品格的各种糗事、糗行径，就难免上演了。

这里，对不起，又得说韩愈几句。因为他的作为实在是反面的范例。这要说到他那篇大文章《谏佛骨表》。其实这篇文章中是藏着滑头的。唐宪宗是崇奉道教的长生术的，他派柳泌做台州刺史为他找仙药，就是明证。“谏佛骨”却说信佛短命，本来是从皇帝是道教信徒这一点精心落笔的。可是，聪明的韩文公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没有想到凡怕死鬼，都忌讳说一个“死”字。于是，韩愈被远远发配。一开始，韩文公还能做“一封朝奏九重天”的科范儿，可是再远走一点，到邓州，有诗为证，当他见到从南方被朝廷遣返回家的吐蕃人，就开始问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了。再走，到了韶关，一听当地人说，此地距潮州尚有千百里的路，一下子就全垮了。有诗为证，韩文公开始借诗篇的对话，责备自己不懂事，说皇帝那么大功勋，求个长生有什么错？“天子圣明，臣罪当诛”的言语，也差不多是这时候写的。更糟糕的是，到了潮州，马上给皇帝上奏折，说我韩愈百无一用，可是皇帝若是东封泰山，我还是有用、可以写封禅文的！为求得一己脱困，用了很多招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话用在这虽难听，用在他此时的行径上，却很是对景。这就是韩愈。皇帝看了奏折说，韩愈还大是爱朕，只是当初不该总说“死”“死”的话。这也是史有明文的。

有人会问，你这样扒扯韩愈干什么？不是我要故意跟韩文公过不去。韩文好，笔者没异见。但是，他韩愈不是自居“道统”的接续者吗？他既然可以这样自居，我们就可以检讨一下他的言和行，是不是合乎一个儒者的标准。

笔者认为，韩愈的平生，除了文章弘道自有其思想的价值外，他的言与行，实在与真儒的风范相去太远。而且，扒扯韩文公的言行不一，还对于了解古代大夫精神的历史有点用处，毕竟由唐至宋，中古士大夫正经历品格的转型。在这一长时段的转型期中，韩愈是站在开始地段的，他表现上有点“风俗不纯”，也是必然的。这是应当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待的。到北宋，总体上就好得多。韩愈承的是六朝才子“文人无行”的老统绪，所以才有韩文公的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龃龉。到了北宋苏轼的时代，范仲淹等宣扬儒家人格，讲究做人的廉耻，已经蔚然成大气候。这就有苏轼“归于审美”的摆脱精神困顿苦闷的自救方式。在苏公《前赤壁赋》里，你看不到他关于儒家的任何言说，可是身处近乎绝望境地，不是去找路子，不是做文章向皇帝或其他谁狗摇尾巴，这不正是“君子固穷”、仍然讲究人格操守的写照？

更高的是，苏轼又不是柳宗元，他放达旷观，可以抓道家、佛家的仙药来镇痛，让灵魂在清风明月中得到疏放，得到慰藉，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最好”大文章。诚然单有胸怀的洒落，也未必就有好文学，幸运的是苏东坡是千百年间一等的大才，所以他的精神圆融，可以成就一等一的高妙大文。这要给他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增多少的光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