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资料】陈正生:对《第二次国乐演奏大会特刊》一文的一点补充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所刊载戴微《一份珍贵的民族音乐史料——<第二次国乐演奏大会特刊>》的研究文章，笔者仔细查找自己手头的资料，确实未见此史料。但是读了戴微的分析，觉得其中尚有一些缺失，拟做点补充。

上海国乐研究会的前身是上海友声旅行团国乐组。友声旅行团成立于1920年，但建立国乐团约在1929年。友声旅行团的国乐团，实力还是比较强的，1931年初大中华唱片公司曾为他们灌制了《三六》、《慢三六》、《中花六板》、《欢乐歌》、《行街》、《云庆》等唱片，由此即可见一斑。孙裕徳原先是国乐研究社的成员，1925年脱离国乐研究社与李廷松等人组建霄雿乐团，是饮誉上海的丝竹团体。1938年10月，孙裕徳与卫仲乐、许光毅等人随由广东省长夫人谭霭芙组建、梅兰芳率领的中国文化剧团赴美，1939年5月回国，应邀担任友声旅行团国乐指导。1941年初，友声旅行团国乐组拟在兰心大戏院举行国乐演奏会，觉得友声旅行团国乐组的名字不好，取名国乐研究会，当年4月8日在兰心举行第一次国乐演奏会。

国乐研究社多次举办专场国乐演奏会，多印有节目单。节目单除乐曲而外，还有曲情简介，甚至还附乐器说明，以期普及。

关于节目中的《浔阳夜月》、《普庵咒》、《青莲乐府》和《月儿高》，并非出自孙裕徳先生之手，也绝非国乐研究社所专有；除《月儿高》外，其余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上海丝竹界移植琵琶独奏曲的“新丝竹”乐曲。这些乐曲的移植，是有历史因由的。

原来1925年柳尧章将向汪昱庭学得的《浔阳夜月》改编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引起人们强烈反响，不听当引以为憾。1927年柳尧章又将华秋苹《琵琶谱》中的《月儿高》挖掘出来。1927年7月2日《月儿高》首演，当日大雨如注，会场竟座无虚席。郑觐文对这两首乐曲非常重视，宣称“为本会之专有品”，秘不外传。当年会演奏这两首乐曲的除柳尧章本人外，只有卫仲乐，以及上海国立音专朱英的学生杨少彝——杨少彝是以参加大同乐会并在济南设立分会才学得的。《月儿高》是大同乐会柳尧章编的。1938年10月，孙裕德与卫仲乐参加中国文化剧团去美国演出，卫仲乐先生将"月儿高"教了孙裕德。会演奏《春江花月夜》的也仅有郑觐文的侄儿郑惠国和蔡金台。蔡金台是乐林国乐社社长，虽然与卫仲乐有交情，欲从卫先生处取得《春江花月夜》的乐谱都不能，因此毅然参加大同乐会。

当时上海的丝竹团体，虽然得不到这两首乐曲的谱子，但认定它们既然都是改编于琵琶独奏曲，于是便纷纷将琵琶独奏曲移植作丝竹曲。首见改编成丝竹曲的是1927年5月汪昱庭的弟子浦梦古领导的中国音乐函授学社演奏的《浔阳夜月》；接下1927年7月，当时还属于国乐研究社的曹子献、李廷松、孙裕德、俞樾亭，在上海开洛无线电台合奏《浔阳夜月》和《汉宫秋月》；同年11月，开洛无线电台请吴梦飞和凌纯声领导的浦东中学国乐组演奏《青莲乐府》；《普安咒》首次见诸报端的是1928年10月为霄雿乐团李廷松、李振家、俞樾亭、曹子猷、孙裕德、王孟禄、马宜卿、苏祖敡等所奏。因此，这些乐曲演奏形式的改变是受大同乐会的影响，乐曲的改编是上海丝竹界所为。此外，《普庵咒》既有琴曲，也有琵琶曲，另一名皆是《释谈章》。需要指出的是，戴文说《普庵咒》是琴曲，实际上丝竹所奏的是琵琶谱；这两首乐曲是同名异曲，上海江南丝竹乐队所奏的就是琵琶谱。至于《月儿高》，就是柳尧章挖掘整理、经郑觐文易名的《霓裳羽衣曲》。前文述及，1938年10月，卫仲乐、孙裕徳、许光毅参加中国文化剧团赴美，孙裕徳先生向卫仲乐先生学的。

戴文统计了乐队队员所演奏的乐器。值得注意的是，注明所演奏的乐器，并非演奏者只掌握所用之乐器。例如干事中的周俊卿，是周惠、周晧之尊人，乃老丝竹演奏家；韩中杰乃是我国著名长笛演奏家和指挥家。至于陈璋赓，节目中吹奏笛、箫和埙，但他同样擅长琵琶和古琴。他是今虞琴社社员，汪昱庭先生在上海琵琶研究会会所（原延安东路自然博物馆）为学生上课，他就常去听讲。他就是我国的国乐大家，天津音乐学院教授——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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